饭。他写文章，我帮他磨墨，我演讲，他替我站台。我们对着同一面旗帜发过誓，说好了要同生共死，要一起把这个国家从泥潭里捞出来。”
他停顿了一下。
“可革命哪能不流血牺牲呢？”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革命要流血。没有愧疚，没有挣扎，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
“宋怀仁不死，革命党就是一盘散沙里勉强捏出来的泥菩萨，看着像那么回事，一碰就碎。可宋怀仁要是死了……”他转过身来，脸上浮起一个笑，那个笑从嘴角开始，一点一点慢慢扩散到整张脸，可那双眼睛始终是冷的，冷得像两颗玻璃珠子，“宋怀仁要是死了，他就是烈士，是殉道者，是一面永远倒不下的旗帜。他的血，会浇醒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会把南方各省的人心烧成一锅滚油。到那时候——”
他走回桌边，拿起那杯冷了的咖啡，一饮而尽。
“到那时候，顾震霆就是天下公敌。北平政府就是众矢之的。而我们……”他把空杯子放回碟子里，发出一声清脆的瓷响，“我们就在灰烬里面，捡出一个新的天下来。”
对面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可刘福宝那边，”那个人终于又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他要是不肯呢？他跟宋先生确实有交情，要是他临阵倒戈——”
陈梅生没有让他说完。
“刘福宝的母亲，”陈梅生慢条斯理地说，“住在苏州阊门外的柳巷里，对不对？”
对面的人愣住了。
“七十二岁了，”陈梅生继续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履历表，“眼睛不太好，风湿病很严重，天气一变就下不了床。巷子口卖豆腐脑的老王每天早晨会给她送一碗咸豆浆，不要钱，因为刘福宝帮他摆平过收保护费的混混。”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对面的人脸上，那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可死水底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
“你去告诉刘福宝，”陈梅生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可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一下一下地割着，“他要是下不了手，没关系。我替他下。他要是不忍心杀了宋怀仁，没关系。我让他连不忍心的机会都没有。”
他拿起桌上的火柴，划了一根，看着火苗从红色变成蓝色，又从蓝色变成白色，直到火柴烧到了他的手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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