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乃至整个齐国的心上之结，一切的军政要务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因此高殷此次来见法上，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方面对自己有所帮助，否则大齐的僧人统，就该给一个能为他分忧的人坐。
而正如小说《三国演义》和正史《三国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体一样，佛教文献与世俗文献对政治史的书写也截然不同。
在通常情况下，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并不是对过去真相的重现，而更多的是对讲述过程和形式的反映。看似客观的历史书写，一旦形诸文字，仍然要借助文学的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书写者自身的知识、意识和立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讲述，史家通过裁剪、扭曲、隐藏、突出等方法，构建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画面。
典型的如《宋书》的作者沈约，在他笔下，其父其祖总是莫名其妙地受到重视，或说出当时的贵人们总会欣赏的言论，即便最后历史上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事迹，后人也嘲笑这段内容有猫腻，但提供不出更有力的反驳论据，也只能默认沈约对他父祖的夸大。
因此书籍有时候不需要说谎，只需讲述想让观众知道的片段，整个段落的效果就截然相反，高殷就是用这个办法，远在千里之外，却成功实现了“魏帝杀晋公”的预言。
而僧侣们在佛教文献上天然具备一个优势，因为他们期望用佛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将自己的信仰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因此会主动地讨论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强调佛教和转轮王之间的彼此护持，进而将君王塑造成佛教圣王，憧憬弥勒下生带来的美好世界。
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和道家是不同的，粗泛而论，道家更讲究的是个人修养，强调的是自我的内在，目标是与天地齐平，因此与世间其他事物的联系并不大，它们更多是道者用来帮助自身参悟的工具；
而佛教讲究的是参悟四圣谛，确认生命本质的苦谛、揭示苦的根源在于渴爱与无明的集谛、探索超越苦的涅槃状态的灭谛、最后通往涅槃的“八正道”的道谛，这一系列的核心思想是破除对俗我的执著，得到解脱，虽然和道教看上去很像，但内核截然不同，适用的范围也更广阔。
简单粗暴一些地概括，那就是渡人，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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