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掌握在高氏手中。
不仅如此，随着高氏的成长，勋贵们自身也在凋零：侯景反叛、斛律金被解除大司马的职务，尉景接任大司马没多久又病逝，太傅孙腾病逝，于是这两个重要公职又交还给了元魏宗室，实际上就等于回到了高氏的手里，其他人同样病死伤逝，到武定八年，魏齐禅代的前夕，还担任着诸公职位的十人，也就剩下厍狄干、潘乐二人了。
这就是高氏要上位，对怀朔老登们进行压制的结果，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新人代旧人、权臣家族压制外臣成长为新皇族的道路，但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那就是高王和高澄之死。
如果说高王的死亡还在东魏众人的预估内，那么高澄的死亡，就完全是意外的人祸了，这使得高氏夺取勋贵们的行动陷入了停滞——实际上，若不是高洋奋发，迅速和母亲娄昭君达成合作、取得各方支持，稳固了高氏的基业，那么今天这个国家姓不姓高、还叫不叫齐国都说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高家对国家权力的蚕食、对勋贵的打压就不可避免地中止，乃至于修复关系、拉拢讨好了，高王遗言中提到的“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可朱浑道元”、“潘相乐”、“韩轨”、“段孝先”，加上娄昭君的侄子娄睿，一起组建出了第二次晋阳勋贵领导班子，通过支持高氏重新成为重要的股东，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分红，还能看时机谈一谈股份的持有比例。
比如乾明元年的政变，就是斛律金与娄昭君对股份的再分配，这点和后来的镰仓幕府时期的御家人之乱极为相似，弱小的股东被做掉，持有的股份被摆上桌成为其他人的美食，最终决出一个最强的胜利者。
高氏诸帝和晋阳勋贵，就处在这一种互看不爽、互想吞并，却又不得不携手并存的奇妙政治环境中。
在这种生态下，谁稍微露出弱势，就可能被其他人联手消灭，因此诸多军头将个人的安危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重，这不单单只是自私，也是为了生存，而勋贵之下有中勋贵，中勋贵下面又有小勋贵，一层层的压下去，只要天平倾斜，就总会有人想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自己出头——出不了头，就迟早要死。
眼前厍狄安定组织的这场聚会，参与的众人也不过是遵循了齐国的底层逻辑、开始上进的一伙势力而已，厍狄安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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