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新律》十八篇，晋朝再扩为二十篇。
汉朝时期扩充了太多条文，导致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造成了混乱，东汉末年的各种乱象，也都有汉律的一部分影响。
所以晋朝虽然篇目多了，但内容却精简了许多，比汉律减少了四千条，在篇章设置上更精细全面，晋后无论南北，篇目都为二十篇。
到如今的周齐，齐国在这方面完胜周国，甚至能说完胜此前所有朝代，历史上的北齐将篇目省并十二篇，同时与《刑名》、《法例》合为《名例律》一篇，冠于律首，进一步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此后历朝历代，其法典的首篇均为《名例律》。
而高殷所作齐律之所以有十五篇，是因为十二篇的齐律仍有瑕疵。
齐律制成后，还有一些不能确定成法令的情况，高睿制定成《权令》二卷。
后来平秦王高归彦谋反，但尴尬的事法律上没有正式判他罪的条文，所以又制定了《别条权格》，专为此种情况而设。
所以北齐一朝完整的律令，那就是十五篇。
北周在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尽人意了，周国的《大律》在《北魏律》的基础上扩充为二十五篇，条文比《北齐律》多了近六百条，隋书对《大律》的评价是“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之齐法，烦而不要”，唐人是懂捧一踩一的。
高洋打起精神强看，遇到不懂的直接发问，高殷一一解答，偶然瞥见高睿跃跃欲试的模样，便也让他靠前答话。
高睿大喜，众臣听着他慷慨陈词，高洋还时不时问向下面的臣子，无人能有异议，这场面，倒真有了些明君贤臣同治江山的意思。
后世所谓的“十恶不赦”，就是十种为常赦所不原的重大犯罪，一反逆，二谋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这十恶古已有之，都是直接危害封建统治的严重犯罪，符合统治者的专制需要，因此它与儒家伦理纲常礼教的相性非常好，两者融会贯通，在制度层面将儒家法律化。
将十惡在法律条文上规范化也是自北齐律始，这会进一步强化汉儒对齐国的影响力，所以它必然能得到汉族士人的支持，哪怕高殷只是一个普通臣子，光是这份奏疏就足以进入齐国循吏传，何况他是太子，身份的尊贵更增幅了他所获取的影响力。
除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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