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一位五十岁上下、戴着眼镜、穿着深灰色长衫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面容清癯，气质儒雅，眼神温和中带着审视。
“是陈先生一家吧？请进。”房东的声音平缓，带着读书人特有的腔调。
屋里比他们想象的要亮堂。果然是三个小房间，外加一个极小的灶披间和卫生间。房间都不大，但方方正正，墙壁粉刷得雪白，木质地板虽然旧了，却擦得发亮。朝南的窗户很大，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和南市那间终年阴冷潮湿、只有一扇小高窗的亭子间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李秀珍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她几乎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干净、明亮、有着真正窗户和独立灶间的屋子，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角。
陈大栓也愣住了，他粗糙的手摸着光滑的门框，又看了看那扇明亮的窗，喉结滚动了一下。
陈醒心里也涌起一股热流。这就是他们拼命想争取的“稍微好一点”的生活吗？看起来如此简单，却又如此不易。
房东姓吴，在震旦大学教历史。他简单介绍了房子的情况：水电自理，每月有专人收取；弄堂有专人打扫，垃圾每日清运；晚九点后需保持安静；不得转租，不得从事喧闹营生……
条款细致，甚至有些严苛，但都在情理之中。
“方兄是我多年好友，他的为人我信得过。”吴先生缓缓说道，目光扫过陈家人，“他既推荐你们，想必你们也有可取之处。这位沈先生，”他拿起桌上另一封信，是沈伯安的笔迹，“虽与我不是同校，但同在租界任教，他的信，也增加了些分量。”
他放下信，看向陈大栓：“陈先生是拉车的？”
“是。”陈大栓连忙应道，背脊不自觉地挺直了些，“拉车拉了快二十年了。”
“搬来后，打算如何营生？”吴先生问得直接。
陈大栓把之前商量好的说辞讲了一遍：住在租界边，主要往华界拉熟客或预约生意，尽量不影响弄堂安静，也会尽快了解租界拉车规矩，争取早日合规。
吴先生听着，不置可否，只是点了点头。他又看向陈醒：“听说你在学写字，还投稿？”
陈醒镇定地回答：“是，跟着母亲和沈先生学，偶尔写点小文章。”
“嗯。”吴先生没再多问，指了指桌上的合约，“条款都清楚了。租金月付，每月一号。三押一，今日需付清。铺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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