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陈醒继续说，声音更缓了些，“您拉车，见过的人多。您说，那些坐您车的先生太太，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些住在租界洋楼里的，他们心里，就真的不慌，不怕吗？恐怕未必。只是他们有地方躲，有法子避。咱们没有。咱们只有脚下这块地，头上这片瓦。如果这块地都要被人占了，这片瓦都要被人掀了，咱们躲到哪里去？像招弟一样被卖掉？还是像东北那些人一样，家破人亡？”
陈大栓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脸上的怒容渐渐被一种更深的、混合着无力与恐惧的灰败取代。
“大哥，”陈醒又看向陈铁生，“你想喊，想出力，是热血，是勇气。但光靠喊，靠游行，能吓退东洋人的兵舰吗？能收回东北吗？恐怕也不能。”她指了指他红肿的手臂和破了的衣服，“今天你只是蹭破了皮，撕破了衣服。下次呢？如果被抓进去，如果……受了更重的伤，甚至……爹娘的眼泪，谁来擦？这个家，谁来撑？”
陈铁生紧抿着嘴唇，眼里的火焰弱了些，却更添了几分不甘和迷茫。
“那……那你说该怎么办？就……就这么算了？”他嘶声问。
陈醒沉默了一下，走回屋里，拿出她刚刚收到的、还带着油墨香的《申报》副刊“自由谈”版样——这是沈伯安先生托人快马加鞭送来的，上面赫然印着她的文章《江畔的沉默与街头的声音》，署名“陈醒”。她将报纸递给父亲和哥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算最好。”她看着报上自己的名字，和那些变成了铅字的、昨夜还滚烫的思绪，轻声道，“但我觉得，每个人，能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记住这件事，去告诉更多的人这件事，去让‘沉默’的人少一些，让‘声音’大一些，让上面的人知道，咱们这些小老百姓，不是真的麻木不仁，任人宰割……这大概，也是我们能做的一点事。”
陈大栓不识字，但认得“陈醒”两个字，也认得那是报纸。他惊疑不定地看着女儿，又看看报纸，再看看儿子手臂上的伤，最后，目光落回女儿平静却坚定的脸上。满腔的怒火和恐惧，像是撞上了一堵柔韧的墙，无处发泄，最终化为一声长长的、沉重的叹息。他转过身，佝偻着背，默默走回了屋里。
陈铁生接过报纸，他虽然识字也不多，但妹妹的名字和那文章的标题，他看得分明。他仔细地、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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