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却覆盖着一层脏污。
她慢慢抬起手。
视线里，是一双小而粗糙的手。指节不明显，手心却有薄茧，指甲短短的，边缘参差不齐，藏着黑泥。手腕细得可怜，像轻轻一折就会断掉的芦柴棒。
九岁。车夫的女儿。陈二丫。
记忆还在融合，像打翻的调色盘，混乱却逐渐勾勒出轮廓。这里是上海。不是外滩钟声悠扬、霓虹闪烁的上海，是1931年初春，苏州河以南，南市老城厢迷宫般曲折的弄堂深处。父亲陈大栓，拉洋车的。母亲刚生了弟弟，难产，欠了一屁股债。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大丫，十五岁，在裁缝铺帮工；一个哥哥铁生，十七岁，理发店学徒。
而“苏晚晴”，那个二十五岁，在会议室里为PPT上一个数据据理力争的职场人，她的意识，正被困在这个九岁女童的身体里，困在这个弥漫着贫穷、绝望和煤烟气息的昏暗房间里。
荒谬。
她第一个涌上来的情绪是纯粹的荒谬。然后是冰冷彻骨的恐惧。没有系统，没有提示，没有任何金手指降临的征兆。只有这具孱弱的身体，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和窗外那个全然陌生、危机四伏的1931年。
婴儿又哭了起来，声音微弱却执着。女人的呻吟停了片刻，变成了更沉重的喘息，然后是带着无尽疲惫的、哄拍的声音：“哦…哦…不哭…娘在呢…”
苏晚晴——不，此刻，在法律上，在血缘上，在每一个认识她的人眼里，她都是陈二丫——深吸了一口气。那空气冰冷，带着陈腐的味道，刺痛了她的肺叶。
不能慌。
她强迫自己冷静。多年的职业习惯在绝境中冒头：分析现状，评估资源，寻找突破口。
现状？地狱开局。资源？近乎于零。突破口？
她的目光再次投向那扇小窗。黄包车的影子又一次划过，叮当声清脆。那是这个城市最底层，却也最汹涌的脉搏。拉车，卖力气，是父亲唯一的生存方式。而记忆中，父亲最近唉声叹气的次数越来越多，“份子钱”、“印子钱”、“铜板换银元又吃亏了”……
金融混乱。民国。上海。租界。法币。银元。
几个关键词碰撞，她忽然打了个激灵。1931年，正是国民政府推行法币前夕，金融体系极度混乱，白银外流，银贵钞贱，底层民众因为货币兑换被层层盘剥……这是她在大学近代史选修课上，曾匆匆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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