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最后的保险——万一自己出事，至少这些样片还有机会被人发现。
时间到了1938年二月中旬，虽然城市的气氛依然压抑，但秩序在缓慢恢复。
那天他去取照片，刚走到巷口，就看见照相馆的门大敞着，玻璃碎了一地。两个穿黑色制服的日本宪兵正把老亨利从里面拖出来。老头脸上全是血，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嘴里还在嘶吼。旁边有个穿长衫的中国人，点头哈腰。
马吉脑子“嗡”了一声，几乎要冲过去，却被身后一只大手死死拽住。回头，是安全区的中国杂役，老陈。老陈脸色惨白，嘴唇抖得说不出话，只拼命把他往巷子深处拉。
他们躲进一个堆满烂木头的死角，眼睁睁看着老亨利被塞进一辆黑色汽车拉走。照相馆里所有东西都被搬出来，扔在街上。包括那些还没冲洗的胶卷和一部分洗好的照片——风卷起几张散落的相纸，模糊的影像一闪而过，正是他前几天拍下的街头惨状。
“完了……”马吉喃喃道，腿一软，要不是老陈撑着，几乎要坐倒在地。
消息像瘟疫一样传开。拉贝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安全区几个核心成员挤在昏暗的地下室里，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
“日本人已经拿到部分照片，只要老亨利开口，就能顺着线索查到你头上。”拉贝盯着马吉，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就算老亨利不会出卖你，但南京所有登记在册的外侨里，你是少数几个有专业摄影设备的。他们很快会找上门。”
“怎么走？”英国商人费奇苦笑，“水路陆路全被封死了，出城的每条狗都要被扒层皮！”
一直沉默的魏特琳女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突然开口：“走水路，下关码头。检查有缝隙。我们能联系上一些人。”
她说的“一些人”，是老陈冒死搭上的线。老陈有个远房表亲在码头做苦力，暗中跟城外“四爷的人”有联系。消息是：可以送一个人出去，但只能送到南京远郊的接应点，“货物”必须自己想办法带出城。
“分开。”马吉突然说，声音沙哑但异常清晰，“最核心的电影胶片和已经冲洗出来的小样片，我随身带走。其他的备用胶卷，可以分散藏在安全区，由你们保管。”
他拿出一个改造过的双层旧饭盒，内层用铁皮加固，做了防火隔层。他将十几卷未冲洗的16毫米电影胶片、以及那本《圣经》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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