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的香江，暑气未消，中环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周瑾身着深灰色西装，走进驻港联络部经济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刚翻过“回归两月”的标记。办公区里，文件翻阅声与电话铃声交织，节奏快得让人不敢懈怠，这与京都的工作氛围截然不同。
“周副处长，我是李建国，以后咱们一个组搭班子。”一个肤色微黑、操着流利粤语的中年男人起身伸手，笑容透着爽朗。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江人，在联络部工作了十五年，胸前的工作证边角已有些磨损，“你初来乍到，香江的商界规矩、金融市场的弯弯绕，有啥不清楚的尽管问我。”
周瑾握住他的手，感受到对方掌心的厚实：“多谢李哥，往后少不了麻烦你。”接下来的半个月，李建国成了周瑾的“向导”——带着他熟悉联络部的文件流转流程，从内地政策传达、香江舆情反馈到跨部门协调，一一细致讲解；午休时，两人会去附近的茶餐厅，点一份叉烧饭配冻柠茶，李建国趁机给他梳理香江商界的人脉图谱：“李嘉诚先生的长实侧重地产与港口，李兆基先生的恒基兆业深耕新界地块，打交道时要注意，他们既看重利益，更讲分寸和尊重。”
适应工作节奏的同时，周瑾的走访日程也排得满满当当。9月底，他第一次走进香江金融管理局的大楼，与总裁任志刚会面。办公室里，落地窗外便是维多利亚港的繁忙航线，任志刚指尖划过汇率走势图，语气凝重：“周先生，东南亚的风暴已经刮起来了，泰铢、印尼盾接连失守，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着图表上陡然放大的外汇成交量，“近期离岸市场的港币拆借量异常激增，背后大概率是量子基金这类国际炒家在囤积筹码。”
周瑾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认真记录：“任总裁，华国政务院高度关注香江金融稳定，内地的外汇储备是香江最坚实的后盾。我们是否可以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共享资金流向数据？”
任志刚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伸手与他握了握：“求之不得。香江金管局需要清晰掌握内地的支持力度，才能更有底气应对投机冲击。”
10月中旬，周瑾在财政司与曾荫权司长会面时，话题更直接地触及应对策略。曾荫权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叠厚厚的经济报告，封面标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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