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郁雾没有就此事再对学生多说什么。
但在当晚的例行视频会议中，她对国内的杨慕宁简单提了一句：“今天怼了个找事的日本研究员。”
杨慕宁在屏幕那头，听到这话嘴角微扬：“没吃亏吧？”
“我能吃亏？”方郁雾反问道。
“那就好。”杨慕宁的语气非常寻常。
“注意安全，其他的，该怎样就怎样，有道理就不用怕。”
简短对话，透着十足的默契与支持。
方郁雾把今天发生的事和杨慕宁说了一遍。
听到方郁雾的描述，杨慕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就山下那个国籍，方郁雾就挺不喜欢的了，还要往她枪口上撞，那绝对是找死。
之前方郁雾在非洲的时候，没理都要硬刚三分，更不要说有理了。
要是让她站上了道德的最高点，撞到了她那里，那她绝对会指指点点的。
以山下那个国籍，不把他的脸扒下来踩两脚方郁雾是不可能放手的。
山下健次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明显低调了很多。
而实验室里其他处于类似处境的研究员，则从这场风波中获得了不同的启示：
有人更感不公和沮丧，有人则开始暗自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或寻找更强的依托。
不过吴潇几人倒是舒服了不少，不是说他们的待遇提升了不少，而是心理舒服了不少，没那么憋屈了。
如果说方郁雾的临床与科研融合能力让学生们看到了高度，那么他们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中感受到的“无形之墙”，则让他们理解了国际科研圈的复杂现实。
表面上，费洛德实验室氛围开放、协作、国际化。
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员一起工作、讨论、分享数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哲三人逐渐察觉到了微妙的区别。
首先是核心数据的访问权限。
实验室有一个分级数据系统：Level 1是所有成员可访问的公共数据；Level 2是项目组内数据；Level 3是核心实验的原始数据；Level 4是涉及关键技术细节和未发表成果的数据。
吴潇作为“生物-电子界面”组的临时成员，最初只有Level 1和部分Level 2权限。
当他因工作需要申请访问某组Level 3数据时，流程比预期漫长得多。
“这部分数据涉及我们正在申请专利的技术细节。”组里的德国资深科学家委婉解释着。
“这部分数据需要更高级别的审批，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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