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像一块褪了色的旧棉布，懒洋洋地铺在水泥地上。阿黄趴在院子门口，下巴搁在前爪上，耳朵却竖着，捕捉着巷口传来的每一丝声响。风从篱笆缝里钻进来，带着隔壁煤球炉的烟火气和远处包子铺的蒸汽味，可它一动不动，只偶尔眨一下眼，睫毛上沾着细微的灰尘。
屋里很静。藤椅空着，扶手上的竹篾磨得发亮，像老树皮一样温润。老李已经三天没坐上去了。
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救护车的红灯把窗户映得一片猩红。阿黄记得老李的手很凉，像一块冰，紧紧攥着它的毛，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阿黄……听话……”然后门就被邻居张婶关上了，咔哒一声，把它的呜咽和挣扎都锁在了里面。
它不知道“医院”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吊针”和“药”能不能让老李回来。它只知道，从那天起，屋里的烟草味一天比一天淡，藤椅上的体温也慢慢散了。它试过用鼻子去暖那椅子，可木头是冷的，怎么也暖不热。
正午的太阳移到院子中央，晒得地面微微发烫。阿黄终于站起身，后腿有些僵硬——去年冬天摔的那一跤，让它的关节总在阴雨天隐隐作痛。它慢慢走进屋里，先是绕到厨房，水槽边的粥碗还留着一圈米渍，那是老李最后一次给它盛的粥，稠得能立住筷子。它舔了舔碗沿，什么味道也没剩下。
然后它走到藤椅前。
椅子底下积了一小堆落叶，是昨天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的。枯黄的、卷曲的叶子，像一只只干瘪的蝴蝶，静静地躺着。阿黄低下头，用鼻子轻轻碰了碰它们。叶子沙沙地响，像是某种遥远的回应。
它忽然想起去年秋天。老李坐在藤椅上咳嗽，咳得弯下了腰，它就蹲在旁边，把下巴搁在他的膝盖上。老李喘匀了气，就会摸摸它的头，说：“阿黄啊，等我好了，带你去看银杏。”可银杏叶黄了又落，老李的咳嗽却越来越重，再也没提过出门的事。
阿黄慢慢趴了下来，身子缩在藤椅的阴影里。它的尾巴耷拉着，扫过那些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它不懂什么是“死亡”，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总是喊它名字的人，会突然消失得这么彻底。它只知道等待——就像过去无数个老李去买菜、去领退休金的下午一样，他总会回来的，带着热乎乎的包子和一把新鲜的青菜。
窗外的脚步声响起时，阿黄的耳朵猛地弹了起来。
它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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