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拍妻子的手，“咱们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几个老石匠正围着码头新砌的石堤反复查看。他们用随身携带的木尺测量着缝隙，用手摩挲着青石条的接合处，眼神中满是珍视与自豪。这样规模的石砌码头，放在往常至少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完工，而他们只用了五天。虽然是在清淤平整的基础上，但这样的速度已是奇迹。
“严师傅，您就别再量了，误差不会超过半分。”年轻的特区技术员笑着走过来。
老石匠抬起头，眼神复杂：“后生，你不懂。这码头……是咱们一铲土一铲泥干出来的，是咱们用特区给的好工具、吃着特区的饱饭建起来的。它不一样，它……它干净。”
“干净？”技术员有些不解。
“对，干净。”老石匠望着延伸进江水的石堤，“没有贪官的抽成，没有工头的鞭子，没有民夫的眼泪。它是干干净净建起来的。”
技术员沉默了。他忽然明白，这些老师傅眷恋的不是码头本身，而是这段纯粹劳动的记忆。
晌午时分，码头上飘起了饭菜的香气。今天的散工饭格外丰盛：四冷四热八大碗，像办喜事一样在广场上摆了十几桌八仙桌。更让工人们震惊的是，工地上的管理人员、特区来的技术员，甚至那些穿着蓝色工装的女干事，都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
王二那桌，坐着两位特区来的年轻技术员。他们留着短发，穿着利落的工装，说话时总是带着笑。开始时，同桌的工人们个个正襟危坐，连筷子都不敢伸。直到一个技术员主动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身边老工人碗里：“李叔，您尝尝这个，听说您最爱吃肥的。”
老工人的手微微发抖，眼眶瞬间就红了。
林薇薇和钱前易从“昌海号”下来时，穿着与所有特区人员一样的深蓝色工装。这身打扮在工人们眼中既新奇又亲切；没有官袍的威严，没有绸缎的华贵，却自有一种干练与利落。当他们走向主桌时，广场上渐渐安静下来。
李鹤章带着后勤部的人也到了。他们仍穿着精致的绸缎马褂、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油亮的辫子。这身原本象征身份地位的装束，此刻在特区工装的映衬下，不知为何显得有几分局促与小气。李鹤章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对比，不自觉地整了整衣襟。
林薇薇走到临时搭建的**台前，扶稳话筒。她的声音通过这个奇特的装置清晰地传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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