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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走到发条钟前。钟的玻璃罩蒙着薄灰，他能看见自己的倒影，一张三十岁男人过分平静的脸。打开钟门，黄铜齿轮就暴露出来，大齿轮咬着中齿轮，中齿轮带着小齿轮，严谨得像一座微缩的机械城市。他取出钥匙，插进上弦孔。
顺时针转动。发条开始收紧，金属摩擦发出细弱的**。转了七圈——这是今天的日期数，如果“影子”在钟里做了标记，应该能在第七圈的位置发现异常。
果然，转到第六圈半时，钥匙卡了一下。极其轻微的阻力，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会以为是机械老化的正常现象。林默涵停住手，俯身凑近。在发条盒的侧面，有一道新的划痕，很浅，像是维修时不小心留下的。但划痕的角度——他眯起眼——正好指向钟盘上的数字“3”。
三点钟方向。或者，下午三点。
他继续上完弦，合上钟门。钟摆重新摆动起来，咔，嗒，咔，嗒，时间恢复了它的秩序。而在这个秩序之下，另一个更隐秘的秩序刚刚完成交接：下午三点，在第三个黄包车夫的位置，有东西等着他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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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贸易行照常营业。伙计阿忠在柜台后打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密集。两个客人来谈糖价，林默涵用闽南语和他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担高出市价五分钱的价格成交——对方是台南的糖果厂老板，这个溢价合情合理。签合同时，钢笔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稍重的墨点。老板没注意，林默涵却知道那是他下意识的停顿：他想起了女儿晓棠。
晓棠爱吃糖。这是他从妻子最后一封信里得知的。信上说，女儿六岁生日那天，用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块“大白兔”奶糖，舍不得一次吃完，每天舔一小口，糖纸都舍不得扔。妻子在信末写：“她总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等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爸爸就回来了。”
桃花在南方开得早，谢得也快。今年厦门的桃花，应该已经开过两季了吧。
“沈老板？沈老板？”
糖果厂老板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林默涵歉然一笑：“不好意思，想起小女也嗜甜。”
“沈老板有女儿？多大了？”
“六岁。”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喉咙发紧。“在大陆，跟她祖母住。”
“哎呀，那真是...不容易。”老板露出理解的表情。在1954年的台湾，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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