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他需要“稳定神经”，但他把药当提神剂用，因为只有药物带来的晕眩能让他暂时忘记头痛。
“继续监控沈墨。另外，”他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张照片推到江一苇面前，“查这个人。”
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站在“明星咖啡馆”招牌下，正笑着给客人端咖啡。阳光照在她左手的无名指上，隐约可见一道浅色疤痕。
“苏曼卿，二十八岁，台北‘明星咖啡馆’老板娘，丈夫三年前死于车祸，独自抚养三岁儿子。咖啡馆是知识分子和记者常去的地方，常有‘不当言论’出现，但警察局三次临检都未发现实质证据。”江一苇流利地报出资料，仿佛早已背熟。
魏正宏盯着他：“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人？”
“上周三，行动组的小王在咖啡馆盯梢时，发现一个可疑人物——高雄来的蔗糖商人，在咖啡馆坐了四十分钟，只喝一杯冰水，离开时在柜台留下一个牛皮纸信封。属下调取户籍档案比对，那人就是沈墨。”江一苇的声音依然平稳，“但仅凭一次会面不能证明什么，所以属下尚未写入正式报告。”
沉默在办公室里蔓延。电风扇单调的嗡嗡声中，魏正宏突然笑了，那笑容冰冷得没有温度。
“一苇，你跟我几年了？”
“五年七个月，处长。”
“我兄长死于地下党的炮弹时，你就在我身边。”魏正宏站起身，慢慢绕到江一苇身后，“你说，‘血债血偿，天经地义’。那句话我一直记得。”
江一苇挺直脊背：“属下至今仍如此认为。”
“那就好。”魏正宏的手按在他肩上，力道很重，“所以你应该明白，我对地下党的恨，不止是公仇，还有私怨。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查到底——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是。”
“去办两件事。第一，对沈墨实施‘饱和监控’，把他过去十个月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打过的每一通电话，全部梳理出来。我要知道他用什么牌子的牙膏、几点钟睡觉、做梦会不会说梦话。”
“是。”
“第二，”魏正宏走回窗边，望着楼下来来往往的军车，“安排人接近苏曼卿。不要用我们的人，去找个生面孔，最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年轻学生，伪装成追求者，或者……想找份兼职的可怜人。”
江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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