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在意一个律师在自己办公室里接了一通什么电话。
但他的世界在这一刻安静极了。安静得只剩下电话那头一个人的呼吸声，轻而均匀，像夜晚贴在他胸口睡着时那样的节奏。
“苏砚。”他说。
“嗯？”
“我办公室的新台灯，色温也是四千K的吗？”
“是。跟你家里那颗一样。”
“好。”他睁开眼睛，看着桌上那盏台灯发出的暖光，嘴角慢慢弯起来，“那以后我加班的时候，就像你在旁边一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苏砚用一种很轻很轻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轻到像是自言自语，但他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一直都在。”
陆时衍挂了电话之后，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他把那条深蓝色领带从脖子上解下来，铺在桌面上，用手指慢慢抚平上面的褶皱。
父亲去世十六年了。这十六年里，这条领带陪他走过法学院毕业典礼、第一份工作的面试、第一次独立出庭、第一次在最高法做口头辩论。它见证了他从籍籍无名的小律师变成今天业内闻名的陆时衍，也见证了他在无数个深夜独自面对电脑、一杯黑咖啡喝到天亮的孤独。
现在它被铺在新台灯的光照下，深蓝底色的暗纹在暖光中隐隐流动，像深夜海面上被月光照亮的一小片波浪。
而他第一次觉得，这条领带不再是用来提醒自己从哪里来的信物，而是可以用来搭配明天早晨那套浅灰色西装的配饰。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他的旁边有一盏色温四千K的台灯，有一个会在他睡着的时候记录翻身数据的女人，有一沓写着法条修正意见的淡黄色便利贴，有半杯凉了的咖啡和一顿没吃完就被中断的早餐，有一个会记住他淋浴时长和领带来历的、嘴上冷硬但手心里全是温度的人。
晚上十一点，苏砚回到家。客厅的灯亮着，陆时衍坐在沙发上，腿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法学期刊。他应该是洗完澡没多久，头发还没有完全干，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质T恤，看起来比平时穿西装的样子年轻了好几岁。
“吃饭了吗？”她换鞋的时候问。
“吃了。你呢？”
“也吃了。”她把包放下，在他旁边坐下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期刊，“这篇论文我看过，作者对AI辅助司法的态度太保守了，很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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