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砚还是捕捉到了——那是他在笑，用他自己的方式。
“把简单的事情说难了，是矫情。把困难的事情说简单了，是习惯。”
电梯门开了。律协的走廊很长，铺着深灰色的地毯，走在上面几乎听不到脚步声。苏砚跟在陆时衍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身上背负的东西比她想象的还要多。他不说，不代表那些东西不存在。他只是习惯了把所有的重量都扛在自己肩上，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顺手的事”。
约谈室在走廊尽头的第三个门。推门进去，里面已经坐着三个人——两位律协纪律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一位书记员。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公正廉洁”四个字。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桌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和一沓空白记录纸。
陆时衍在会议桌的一侧坐下，苏砚坐在他旁边。两位委员一男一女，男的大约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表情严肃得像一块花岗岩。女的年轻一些，四十出头，短发，眼神锐利，手里拿着一支笔，在记录纸上轻轻敲着。
约谈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陆时衍将薛紫英提供的证据一一呈上，从银行转账记录到聊天截图，从会议纪要到那份被篡改的证词原件。他的陈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精确到了日，每一次推论都有对应的证据支撑。说到最后，他的声音依旧是平缓的，但握着文件的手指已经微微泛白。
苏砚坐在一旁，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她的目光从陆时衍的脸上移到两位委员的脸上，又从两位委员的脸回到陆时衍的脸上。她发现那位男委员在听到导师的名字时，眉头跳了一下，很快，但被她看到了。那位女委员则是一直低着头记录，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去。
约谈结束后，两位委员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男委员开了口：“陆律师，你提交的材料我们已经初步审阅了，内容很详尽，链条也很完整。如果这些证据属实，涉事律师将面临吊销执业资格甚至刑事追诉。我们会在本周内启动正式调查程序，届时可能需要你配合补充一些细节。”
“随时可以。”陆时衍说。
从律协大楼出来，阳光正好。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有夹着公文包的白领，有牵着狗散步的老人。一切都正常得不像话，仿佛这个世界的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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