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偶尔迟到。”
这枚徽章她见过。
十年前，父亲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那是陆时衍的导师——也是本案的原告——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送给每一位学生的赠言。父亲当年以优秀校友身份受邀观礼，带回来两枚，一枚放在办公室，一枚送给苏砚当生日礼物。后来公司破产，那枚徽章和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一起被拍卖掉了。
“你从哪里找到的？”苏砚问。
陆时衍没有回答。他正在快速翻阅手机上的消息，眉头越锁越紧。屏幕上不断弹出新信息，发件人备注是“律所前台-小周”，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简短急促：陆律，有几个记者堵在大厅了；又来了三个，扛着摄像机；他们说想采访您和苏总；保安快拦不住了。
“走侧门。”苏砚把徽章攥在手心里，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冷静。刚才那个无声流泪的女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白手起家打造AI帝国、在董事会上一人面对七位男性高管的质疑时面不改色的苏砚。她扯掉领巾，把散落的长发迅速挽成一个髻，动作干脆利落，像在战场上重新扎紧盔甲的系带。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嘴角微微上扬。他喜欢看她切换到这个状态的过程——从柔软回到坚硬，从脆弱回到锋利，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钟，而过渡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会短暂地同时存在着两种光芒。
“笑什么？”苏砚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表情变化。
“没笑。”
“你嘴角动了。”
“法庭空气太干，嘴皮子抽筋。”
苏砚懒得跟他计较，转身朝侧门走去。陆时衍抓起公文包跟上，两人穿过陪审员专用通道，推开防火门，进入一条逼仄的楼梯间。日光灯管忽明忽暗，墙壁上贴着泛黄的消防示意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陈年灰尘混合的怪味。楼梯间只有他们两个人。
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交错回荡。苏砚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节奏快而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陆时衍跟在她身后两步远的位置，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这是他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在任何场合都不会与当事人贴得太近，但又随时能在对方摔倒的时候伸手扶住。
这个距离，他们在停车场的对峙中保持过。
在咖啡馆交换数据的时候保持过。
在医院彻夜分析线索的那个晚上，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这个距离第一次被打破。
现在，苏砚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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