焖透，是白色的，不是琥珀色。他盖上锅盖，把火再调小一点。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他走出厨房，走到玄关，从鞋柜最底层翻出一双旧皮鞋。鞋底磨得很薄了，鞋面上有细密的裂纹，像干涸的河床。他把鞋穿上，系鞋带。他系鞋带的方式是结在中间，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系的。他蹲在那里，把鞋带拆开，重新系。系完，拆开。再系。这一次，他试着把结打在左边。
系好了。他站起来，走了两步。鞋带没有松。但脚感不一样。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就是不一样。左边系结的那只脚，鞋面贴合的角度偏了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让整个脚掌落地的方式都变了。
他在玄关站了很久。
然后他走回厨房。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他打开锅盖，用筷子夹起一块肉。肉还没有焖透，肥肉部分还是白的，筷子夹上去发硬。他把肉放进嘴里，嚼了嚼。瘦肉柴了，肥肉腻了，酱油的咸味浮在最外面，肉的甜味没有出来。火候不够。他盖上锅盖，把火又调小了一点。小火慢焖，不急。他忽然不怕等了。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落下来了。厨房的灯光把砂锅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个蹲在灶台上打盹的矮人。热气从锅盖缝隙里钻出来，一缕一缕的，升上去，散在灯光里。
周牧之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灶台前。他要等。等肥肉变成琥珀色，等汤汁收成薄薄一层，等肉本身的甜味一点一点地焖出来。不用加糖。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带系在左边，结打得很紧。走起来，脚感偏了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让每一步落地的方式都不一样了。
他忽然想起今天下午，苏砚站在书房门口时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恨你”，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你还记得苏正清吗”。她说的是一句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话。她说——
“周先生，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
好像她只是来赴一场迟了二十七年的约。好像他只是一个替人保管了太久东西的老门房。好像这些年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不是一条人命，不是三份专利，不是一家公司从顶楼坠落的高度。只是时间。只是一锅需要小火慢焖的红烧肉，火候到了，甜味自己就出来了。
他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照片。七岁的小女孩，羊角辫，蹲在小区门口。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带系在左边。照片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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