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或者跟邻居以物易物！这是不是助长了私心？是不是尾巴？”
几个妇女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农村日子清苦，谁家不想多个鸡蛋给孩子补补身子或换点针头线脑？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批判渐渐升温。在姜铁柱的引导和几个积极分子的带头下，开始有人站起来发言。言辞激烈，上纲上线，将偷砍一根竹子、私藏几个鸡蛋的行为，与“破坏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角”联系起来。发言者往往情绪激动，脸红脖子粗，仿佛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大多数村民，则沉默着，脸上带着茫然、畏惧或事不关己的麻木。
徐瀚飞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看着那些激愤的面孔，听着那些可笑又可怕的言论，胃里一阵翻涌。他想起父亲书架上那些被抄家时撕毁的经济学著作，里面清晰地论述过市场、价格、激励机制……而在这里，最原始的商品交换、最微薄的一点改善生活的努力，却被冠以如此可怕的罪名进行批判。这种巨大的认知落差，让他感到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更深沉的悲哀。
他甚至看到，那个前几天给他送过一碗姜汤的邻居李婶，也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了几句批判姜老五“私心重”的话，说完后不安地搓着手坐下。徐瀚飞心里冷笑，她大概也是为了表明立场，划清界限吧。那一点点微末的善意，在此刻集体狂热的氛围下，显得如此脆弱和虚伪。
这场批判会，与他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正是类似却规模宏大无数倍的“批判”和“斗争”，将他从云端打落至此。他本该感同身受，甚至同病相怜。但奇怪的是，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个坐在戏台下的观众，看着台上上演着一出荒诞不经、却又真实得可怕的闹剧。他与台上的人物，与周围的观众，隔着一层厚厚的、冰冷的毛玻璃。他能看到他们的表演，听到他们的声音，却无法融入他们的情绪，也无法理解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愤怒、恐惧、狂热，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他感到一种彻骨的冰凉和疏离。这个地方，这些人，这种生活，离他熟悉的一切太遥远了。他不属于这里，永远也不会属于这里。这场批判会，非但没有让他受到“教育”，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必须离开，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个愚昧、压抑、令人窒息的地方。
会议在群情激奋（至少表面上是）的口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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