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倾斜至少30%，并且下一季度的新品首发，要保证最优陈列位。把利润让出去的部分，从市场份额和品牌曝光上找补回来。而且，”他看向她，“这也是个信号，告诉其他观望的渠道，和我们合作，有实利，但也有约束。”
他的分析清晰而务实，切中要害，完全站在“凌霜”的利益角度考量，没有一丝一毫的越界或刻意讨好。姜凌霜听着，眼中的倦色被思索取代，轻轻“嗯”了一声：“有道理。我会让程磊按这个思路去谈。”
这样的场景，逐渐成为常态。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也不是遥远而模糊的“故人”或“恩人”，更像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头脑清醒的“外脑”或“顾问”。她带来问题，他提供视角和建议，彼此尊重，就事论事。偶尔有分歧，也会平心静气地讨论，权衡利弊。那种属于商业伙伴间的、基于理性和共同目标的默契，在一次次关于合同条款、市场策略、风险应对的讨论中，悄然回归，甚至比当年热恋时更多了一份沉稳和扎实。
沈眉或老张有时也会过来汇报工作，见到徐瀚飞，从最初的惊讶、探究，到后来的逐渐习惯、甚至偶尔也会就一些专业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徐瀚飞总是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从不逾矩。他清楚地定位着自己此刻的角色——一个暂时休养、恰好有些许商业经验、可以提供些参考意见的“朋友”。
除了公事，他们也会聊些别的。姜凌霜会说起“焕源”研发中的趣事，说起李博士又和供应链的人吵了起来；徐瀚飞则会聊聊波兰阴冷的冬天，聊聊“新航”那些脾气古怪但耿直的东欧客户，聊聊他学波兰语闹出的笑话。话题轻松，带着距离感，却又奇异地拉近了彼此。
有一次，姜凌霜带来一小罐桂花特意熬的冰糖雪梨汤，说是润肺。徐瀚飞喝着甜润的汤水，忽然很轻地说了一句：“你身边有桂花、老张、程磊他们，真好。”
姜凌霜正低头看邮件，闻言指尖顿了顿，没有抬头，只淡淡“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说：“你那边……沃伊切赫，还有帮你护盘的那些朋友，也不错。”
徐瀚飞笑了笑，没再多言。有些关怀，不必宣之于口；有些感激，记在心里就好。
出院那天，是个晴朗的春日。徐瀚飞换下了病号服，穿上沈眉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套合身的休闲装，站在病房门口，阳光落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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