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
“你父亲离家那天，具体是12月几号，早上几点钟，穿的什么衣服，除了说去上海，还说了什么？”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敲打在寂静的空气里。
姐姐刘秀娟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她的回答起初还带着一丝努力维持的镇定，但随着问题深入到那些她不愿回忆的过往，语气渐渐变得生硬，像在背诵一篇早已烂熟于心却毫无感情的课文。
“……不到两个月，信就来了，上海浦东……建筑工地……后来每年都有一两封……”
当提到“钱”字时，她嘴角细微地抽搐了一下，那里面混杂着积年的委屈和无法释怀的怨恨。“……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寄回来过。我们恨他，只当他死了。”
“这么说，根据这些信件，你们的父亲这些年一直活着，在上海生活？”邓磊追问，他的心在一点点下沉。
这看似清晰的线索，正把他引向另一个死胡同，希望如同风中残烛，摇曳欲灭。
这么说的话，这对姐弟的父亲一直活着，那岂不是说，不是湖底淤泥的那具白骨！
“是的，村里人都知道。”刘秀娟的回答斩钉截铁，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灭了邓磊眼中最后一点光。
就在这片沉闷得令人窒息的绝望中，一直像影子般静默坐在侧后方的章恒，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
他之前几乎没怎么开口，只是用那双过于清澈、仿佛能洞穿表象的眼睛，静静地观察着——观察着邓磊眉宇间越来越深的沟壑，观察着刘秀娟叙述时那过于流畅却缺乏情感波动的语调，观察着弟弟刘建军始终低垂着头、仿佛要将自己缩进地缝里的姿态。
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直觉在他的脑海里冒出来。
太“干净”了，这故事太“完美”了。
一个负债离家、意图赚钱的父亲，十几年间只靠几封内容千篇一律的信件维持联系，却对家中嗷嗷待哺、身处绝境的亲生骨肉不闻不问，连最基本的经济援助都没有？
这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伦常情，像是有人刻意搭建起来的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脆弱的舞台布景。
那些定期出现的信件，不是温暖的牵挂，反而更像是一种精密的、冷酷的“标记”，意在向所有人宣告：刘福生活着，在上海，只是不回来。
就在邓磊几乎要放弃这条线，准备合上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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