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以及中原爆发的反抗给打断了，虽然海贸多少还有延续，陆路贸易却急剧萎缩。
前世同期时间里，朱明在大乱后虽然形式上完成了驱逐鞑靼的任务，但实际统一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直到明宣宗末年才渐渐停顿。
后果就是明朝对外政策的关注点就是鞑靼，为此集中了全国力量对付，却收缩了包括辽西、奴儿干、东南沿海等方向的几乎所有拓殖。
军事与政治的止步导致了商贸萎缩，这种情况直到郑和出海才重新缓解，但缺位的市场已经被来自中东、欧洲的舰船填补。
后来的防倭禁海令，则使得朱明彻底失去了海上的优势和市场地位，海贸的下滑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本朝的赵氏皇室以前宋后裔自居，当然也尽可能地沿袭前宋的国策。
比如优待读书人、重视通过科举取士；比如重视商贸活动，提供宽松的氛围和条件；
还有对新技术发明与推广、书籍和文章刊印的鼓励等等，使得本朝的商贸活跃程度在建国后越来越繁盛。
商人的子嗣可以通过科考、地方官的辟用成为官或吏，来实现或表达这个阶层的意见、思想、抱负等等。
“儒士”、“乡绅”这两个阶层与“商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数乡绅、官宦子弟（尤其是庶支）投身商贸事业。
大批商贾的子弟在充足资金的支持下读书、科举，走进了官或吏的队伍，当然也有仍操持农桑、以租佃为生者。
往往一家之中既有乡绅、儒士，也有商贾，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并且相互作用、帮助。像徐家这样的商贾世家反倒不多见了，多的是本县吴家、萧家那样的情况。
自己要走科举的道路，那么就要在商贾中寻找愿意做自己的代理人、或者买办那样的角色，这是李丹在万年突然想到的。
他与王金堂、王金生相约，就是以他俩开始，想在万年设立自己代理人的尝试。
从城门外的迎接开始，李丹就觉得徐同一直在有意地接近自己，并尽可能提供帮助与支持。他觉得对方是看到自己手中有武装，因此有借重之心。
而他的这种心思与李丹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既然大家都有意，为什么不把话挑明，以便今后更好地合作呢？
李丹就是想在这席面上看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现在愿意配合的态度对方已经摆明了。
“贤侄，实不相瞒，我们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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