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的上海，比阿贝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大。
她从十六铺码头下了船，背着一个蓝印花布包袱，怀里揣着养母缝的三个糯米团子和那半块玉佩，站在码头出口的石阶上，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震得她耳朵嗡嗡响，身后是扛着麻袋的苦力、吆喝着拉客的客栈伙计、挑着担子卖茶叶蛋的小贩，各色人声像一锅煮开的粥，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儿——江水的腥、煤烟的呛、油炸臭豆腐的香，还有从远处屠宰场飘来的血腥气，全都搅和在一起，熏得她脑仁疼。
“姑娘，去哪儿？坐黄包车不？”一个戴草帽的车夫拉着车凑过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打了补丁的裤脚上停了一瞬，嘴角的笑意淡了几分。
阿贝下意识地握紧了包袱带子：“去……去城里。最热闹的那条街。”
车夫嗤地笑了一声：“上海滩最热闹的街多了去了。南京路、霞飞路、四马路，你去哪条？”
阿贝张了张嘴，一个也答不上来。
车夫摇了摇头，拉着车走了，丢下一句话：“乡下人。”
那两个字像一根细针，扎在阿贝的心尖上，不太疼，但刺挠得很。她咬了一下嘴唇，把包袱往肩上掂了掂，迈开步子朝码头外面走去。没人带路，她就自己找路。嘴长在自己身上，鼻子底下是大道，还能走丢了不成？
她走了整整三个时辰。
南京路去了，洋楼高得仰头能掉了帽子，橱窗里的衣裳料子比水乡娶亲的新娘子穿的还鲜亮。可她刚在一家绣品铺子门口站了站，还没开口问要不要学徒，柜上的伙计就隔着玻璃冲她挥了挥手，那手势跟赶苍蝇一样。
霞飞路也去了，满街的梧桐树，树荫底下走着穿旗袍的女人和穿西装的先生，高跟鞋和皮鞋踩在水门汀路面上，哒哒哒地响，像一支她听不懂的曲子。她在一家叫“锦霞庄”的绣坊门口站了小半个时辰，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推门进去，掌柜的只看了她一眼，就说了两个字：“不要。”
她连包袱都没来得及放下。
天擦黑的时候，阿贝走到了苏州河边。河水乌黑，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河边是一排排歪歪斜斜的棚户，晾衣竿上挂着破布一样的衣裳。她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下来，解开包袱，拿出一个糯米团子，咬了一口。团子已经凉透了，硬得像块石头，嚼在嘴里一点滋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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