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走，脚步沉得像灌了铅。我蹲在野蔷薇丛边，看见阿秀从屋里出来，阳光落在她脸上，白得像纸。队长把信递给她，她的手刚碰到信纸就抖了，信纸飘落在地，上面的字我认得——“因公牺牲”“烈士”。
阿秀蹲下去捡信，指尖捏着信纸边角，半天没站起来。风刮过荆条，刺尖儿划着她的裤腿，她没躲，就那么蹲到暮色漫过田埂，野蔷薇的新芽已经长到半寸长，裹着嫩红的皮。
麦收时，阿秀照样去地里割麦。镰刀在她手里挥得飞快，麦秸断得干脆，汗水顺着额角淌进眼里，她就用袖子一抹，继续割。队长让她歇会儿，她摇头：“柱哥说，麦收不能误。”
风吹过麦浪，哗哗的响，像柱哥在笑。野蔷薇的花已经开了，粉白的瓣儿沾着麦芒，在风里轻轻晃，阿秀路过时，总会伸手碰一碰花瓣，指尖软软的，像怕碰疼了它们。
转年开春，阿秀要嫁去邻乡了。男人是个木匠，话不多，来接亲那天，他站在村口的老榆树下，手里攥着个木匣子，里面装着给阿秀的发卡。
阿秀没穿红袄，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上别了朵野蔷薇，是前一晚在田埂边摘的。她路过野蔷薇丛时，蹲下去数了数新芽，这次没数出声，只是指尖在芽尖上轻轻点了点，像在跟老朋友告别。
阿秀嫁外乡那年，野蔷薇开得正好。她和柱哥在荆条丛后亲过嘴，但如今只剩荆条疯长。人们说爱是短，遗忘长，可野蔷薇年年发新芽，却把旧年的故事埋进土里。暮色里，我好像阿秀的影子和荆条叠在一起，但我瞧不清谁更瘦些。
1978年的清明，我又蹲在田埂上看野蔷薇。风还是老样子，裹着冻土气，刮过荆条时带着细碎的响。阿秀回来了，她站在当年数芽的地方，头发梳成了髻，别着个木发卡，是木匠做的，上面刻着小小的花纹。她的手轻轻抚过荆条，去年的老刺已经发黑，新抽的枝却青嫩得很，芽尖上还凝着霜。
“婶子，你看啥呢？”放牛的二柱凑过来，他手里的牛鞭缠着红布条，像当年阿秀辫梢的棉絮。阿秀笑了笑，眼角有了细细的纹：“看这些芽呢，你看它们多能长。”二柱指着最粗的一根荆条：“这根去年就有了，冻了一冬，照样冒新芽。”阿秀点点头，指尖碰过那根荆条，树皮上有去年冬天冻裂的纹，可新芽偏从裂缝里钻出来，一节一节往上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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