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现在这气氛————」
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都感觉到了那股正在社会情绪中暗暗滋长的力量，它混杂著合理的自豪、历史的悲情、对落后的焦虑以及对「翻身」的急切渴望，简单而猛烈，不易疏导，却极易被引向歧途。
一月的中国舆论场，开了锅。
《文汇报》那篇《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像一根扔进滚油里的冰凌，炸得僻啪作响。
叫好声、附和声、驳斥声、忧虑声，从全国各地、各种报纸上喷涌而出，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
《青年报》率先接招，发了篇《自信与虚心一一与卫华同志商榷》。
文章肯定了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初衷，但笔锋犀利：「————自信绝非自大，更非排外。
晚清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其败不在师夷」，而在制夷」之策未全、封建之体未变。今日改革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乃至有益文化成果，正是为了加速自身发展，最终实现制夷」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若因噎废食，因怕迷失」而拒绝学习，岂非重蹈故步自封之覆辙？聂伟平钻研日本棋谱，许成军熟读西文原著，何尝妨
碍他们成为中国骄傲」？真正的强大，在于有消化一切养分而壮大自身的胃口与能力。」
这边话音刚落，《文艺争鸣》杂志便刊出一组笔谈，观点交锋更为直接。
一位老作家写道：「《道路》一文，情绪可嘉，逻辑堪忧。它将复杂的文化问题简单化为「中/西」「我/他」的对立选择。许成军「器物论」之可贵，恰在于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器物是中国的，但器物承载的生活史、意义链研究方法，却可沟通人类普遍经验。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瓷器，与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陶器、日本学者研究茶道器具，在方法论上完全可以对话互鉴。文化自信，应是对话时的底气，而非转身时的背影。」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该文有意无意地将学习外国」与丧失主体」捆绑，制造一种非此即彼的焦虑。这种思维，与它所要反对的言必称希腊」的迷信，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预设了一种纯而又纯、固定不变的中国性」或外国性」。但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流动、杂交、再生。汉唐气象，正在于包容胡风；五四新文化，正是嫁接西学之果。关起门来「纯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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