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说，“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
“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和思索。
画面外传来记者的提问：“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她拿起一支烟，举到半空，却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镜头，开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他使得他们相信，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她承认，“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深入了我的内心。”
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
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他(外公)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
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她“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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