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缝往下淌。
另一个保镖朝我扑过来，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只剩下本能。
抡起铁管，砸了下去。
一声闷响，他倒在地毯上不动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
只剩下何老板靠在墙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
他的金丝眼镜歪在脸上，手提袋掉在脚边，拉链半开着，露出里面一捆一捆整齐的钞票。
“钱……钱都给你们，”他用生硬的普通话拼命地说着，“都拿去，我给你们开支票，你们要多少都可以，我不会报警，我发誓……”
肖铁山没有理他，转过头看我。
“你来动手。”
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何老板，他终于真正地抬眼看着我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叫出我的名字，可是他不知道。
他当了这么多年的老板，在我面前经过无数次，却从来没有问过我叫什么。
“你……你是门口的……”
我手起棍落，他没能说出口。
“我叫黄金城！”
肖铁山把那只手提袋提到手里，又从办公桌的抽屉里翻出几沓现金。
“把外套脱了。”他说。
我机械地脱下沾了血的保安制服，他把我们两个人的外套裹在一起，塞进一个麻袋里。
“从后门走，扔进锅炉房烧了。”
他把一件干净的旧夹克扔给我，又看了看表：
“今天厂里没人，最快也要等到明天下午才会有人发现。我们今晚就走。”
我们从办公楼的后楼梯下去，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后来我们数过，手提袋里有港币四十多万，加上抽屉里的人民币，一共将近五十万。
肖铁山分了我二十五万元，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