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他正把一杯冰美式推到我面前，杯壁凝着细密水珠，像他指尖的温度——凉而克制。
“沈律师，”他声音低沉，尾音微沉，“你代理的陈默案，证据链断裂处，我恰好知道缺口在哪。”
窗外暴雨如注，敲打着律所落地窗，像无数只急切叩门的手。我盯着他——三十二岁，前刑侦支队痕迹检验科技术骨干，现为某司法鉴定中心挂名顾问，履历干净得近乎单薄。可那双眼睛太静了，静得不像刚从血案现场撤下来的活人，倒像一具被时间封存多年的证物袋，透明、冰冷、内里封存着未启封的真相。
我没接咖啡。
“林工，”我开口，指腹摩挲着案卷封皮上“陈默故意杀人案（2023.04.17）”的烫金小字，“你不是证人。你是当年现场唯一没被起诉的目击者。”
他笑了。很淡，左颊浮起一道浅痕，像刀锋划过雪地后留下的余温。
“所以，我才敢坐在这里。”
——那是我成为污点证人的开始。也是我亲手将自己钉上公诉席的起点。
陈默案发于城西梧桐里老公寓七楼。死者周屿，二十九岁，自由摄影师，死于自家浴室。尸检报告写得冷静：“颈部受钝器反复击打致颅脑损伤合并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约2023年4月16日22:30至次日00:15。”现场无撬锁痕迹，门锁完好，冰箱里有半盒草莓，水槽边晾着一条湿毛巾，手机屏保是他和一个穿白裙女孩的合影——后来我知道，那是我。
我与周屿，曾是三年同居关系。分手在案发前十七天。那天我收拾行李，他坐在飘窗边抽烟，烟灰簌簌落在《东京梦华录》摊开的页码上。“沈砚，”他忽然叫我的名字，却不是我的名字——我叫沈砚，他叫周屿，我们名字里各有一个“砚”字，像两枚错位的印章，盖在同一段时光上。“你总说法律是尺子，可尺子量不出人心的褶皱。”他弹了弹烟灰，“你量得清我爱不爱你，还是量得清你恨不恨我？”
我没答。拉上行李箱拉链的声音很响。
十七天后，他死了。警方通报称，系熟人作案，排除情杀可能——因我有完整不在场证明：当晚21:40至次日02:10，我在城东法院参加一起劳动争议案的庭前会议，六名法官、两名书记员、三名对方律师共同签字确认。监控拍下我进出法院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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