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擦干净的课桌；是捡起走廊上别人掉落的练习册，翻到姓名页再放回原处；是听见同学被嘲笑家境时，默默把自己的新橡皮掰成两半，推过去——不说话，但推得稳。”
我低头盯着自己指甲缝里洗不净的蓝墨水印，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陈老师并非科班出身的语文教师。她本科读的是哲学，毕业后主动申请去滇西支教五年，回来才考取教师资格证。她办公室抽屉里常年放着三样东西：一本翻烂的《论语》注疏，一叠手写的《德育日志》，还有一小盒儿童水彩——她说，有些道理，大人讲不清，孩子却能画出来。
她开始让我负责班级“晨光角”。
那不过是教室后墙一块两米见方的软木板，原本贴着值日表和通知。她撤掉所有纸张，钉上浅米色粗麻布，又递给我一盒二十四色水彩、几支旧毛笔、一摞再生纸卡片。“每天清晨，你选一个你看见的‘光’，画下来，写一句话。”她说，“不必美，不必工整，只要真。”
我怔住：“……光？什么光？”
她指向窗外：“天光。也有人光。”
第一日，我画了食堂阿姨盛粥时手腕扬起的弧度——她总把勺子多抖两下，让稠的米粒落进学生碗底；第二日，画了门卫老张在暴雨中弯腰扶起被风吹倒的自行车，雨水顺着他花白鬓角流进旧军绿色制服领口；第三日，画了同桌林薇悄悄把感冒药塞进前排男生课桌抽屉——他昨夜发烧请假，她记住了他咳嗽时捂嘴的手势。
我不写“助人为乐”“尊师重道”，只写：“她递药时，手指有点抖，但药盒没晃。”
陈老师从不点评画技，只在我卡片背面用铅笔写：“抖，是心在动。动了，光就来了。”
渐渐地，晨光角不再只有我一人落笔。林薇画了我蹲在花坛边，用镊子夹起嵌在水泥缝里的糖纸——那是我值日时的习惯；体育委员画了陈老师批改作文到深夜，台灯晕开的光圈里，她鬓角一根新生的白发清晰可见；连班里最沉默的转学生阿哲，也交来一张炭笔速写：晨跑队伍散开后，陈老师独自站在操场边，仰头望着初升的太阳，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却始终挺直。
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廿三，小年夜，我发着三十九度高烧，蜷在出租屋铁架床上，听着隔壁夫妻砸锅摔碗的咒骂声，听着楼道里醉汉踢门的闷响，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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