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初透，青石巷口的梧桐叶尖悬着一滴将坠未坠的露珠，微颤，折射出细碎金芒。巷子深处，一扇漆色斑驳的木门“吱呀”推开，林砚之端着搪瓷盆走出，水汽氤氲里，他抬手抹了把额角薄汗，目光却不由自主停驻在对面墙根下——那里蜷着个瘦小身影，单薄得像一张被风卷起又遗落的旧纸。
那是陈昭。
十一岁，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腕内侧有一道浅淡旧疤，不仔细看几乎不见。他正低头用半截粉笔，在潮湿的青砖地上画什么。线条歪斜，却极专注：一个方框，框里画着三个人，两个大人，中间一个小人，头顶各有一轮圆圆的太阳。
林砚之没出声，只将搪瓷盆轻轻搁在自家门槛上，盆里清水映着天光，晃动间，也映出陈昭低垂的睫毛与绷紧的下颌线。
这已是第七日。
七日前，陈昭被送进青梧街社区青少年成长中心——名义上是“临时托管”，实则因母亲突发精神障碍入院、父亲失联多年，民政部门按程序安置。登记表上写着“监护缺失，行为偶有退缩，情绪识别能力弱，需基础社会适应支持”。可林砚之第一次见到他时，只看见一双眼睛：黑而沉，静得没有涟漪，却仿佛盛着整条雨季未晴的河。
林砚之不是社工，也不是心理师。他是青梧街小学的退休教师，六十八岁，教龄四十二年，教过三代人。退休后，校方挽留他担任“德育顾问”，他婉拒了办公室与津贴，只说：“若真要帮孩子，就让我蹲下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上。”
于是他来了。带着两样东西：一只旧藤编书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颜氏家训》《朱子家礼》《陶行知教育文集》手抄本，以及他三十年来批注密密麻麻的《论语》《孟子》；还有一只铝制保温桶，每天清晨四点起身熬煮的山药薏米粥，温润不腻，专为胃寒的孩子备着。
他蹲下身，没碰陈昭的画，只从口袋掏出一枚玻璃弹珠——澄澈透明，内里旋着几缕银色流光。“你画的太阳，”他声音不高，像怕惊散一缕晨雾，“是暖的吗？”
陈昭没抬头，手指却顿了顿。粉笔尖在“小人”头顶的太阳上，又重重描了一圈。
“我妈妈说，太阳出来，病就会好。”他忽然开口，声音哑，字字短促，像从冻土里硬掘出来的芽，“可她住院七天，天亮了七次，还是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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