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张九龄这一番话，张岱也算是明白为什么张九龄称得上是开元最后一个名相了。
虽然说张九龄有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但他提出的这一观点却是非常具有政治家的襟怀和觉悟，是有着明确的想要限制公权力任性伸展的认识，与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那些变着法子收割聚敛的人有着本质区别。
当然张九龄这一番话也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以利为施政之先，内外激增的这些事务将要如何去维持？
这个问题也实在太宏大，不要说在这中古时代，哪怕在后世生产力发展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时，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是社会组织形式与财富分配的一个底层问题。
张岱对此其实也没有一个清醒的答案，但他并不排斥聚敛，只不过是将聚敛当作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像他所推动的飞钱，固然也是一种盘剥的手段，但却实现了资金的快速调度流通，推动了商业买卖的发展。
做大事就要用大钱，如何合理的把钱收集起来，投入到正确的事情中去，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
成为屹立在这一方大陆上的霸主，并不是大唐君民好大喜功，这就是大唐的命，是这皇朝从诞生伊始就踏足其上，只有向前、不容退却的路！
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的体量庞大，并且占据着最为丰饶肥沃的土地！诸边蛮夷他们不是生来就爱吃苦，喜欢钻犄角旮旯，是因为没有办法。
对于张九龄这一番话，张岱也只是笑言受教，但却并没有放在心里。
眼下他们还只是谈论，意见相左也没有什么，彼此年龄和资历差距摆在这里，即便日后张岱解褐任官，也不会跟张九龄有什么直接正面的冲突。
此时天色已经不早，众人议定之后便陆续起身告辞，张岱又代他爷爷将这些人一一送出去。
“你说于河北先着一笔，是对朝中事不甚乐观？”
待到张岱返回，张说又把他唤至面前来开口问道。他现在也算对张岱的风格习惯了解颇深，自然听出其言中深意。
张岱闻言后便点点头，接着便说道：“杜相公虽是朝中新人，但毕竟位高权重，一时之间或需扶掖，适应之后必然还是要奖进亲信。大父相与论道则可，代之处事则难，有名无权，虽需倚重，亦应提防。
之前中书李相公连逐数员，诚需为鉴。大父将我阿耶出于外州，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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