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以来国势中兴，诚然可喜。东封告成，更是宇内欢庆。
但言及家国，不可谓大体无忧，贞观之世百事简约，而今开元之朝则人物繁盛。圣驾为事所留，久驻天中，四方之危不可不防。
若边衅再生，必然用度顿增，届时诸边有事、内需维持，两者俱重，无从回避，度支之事将成国务之本，丰财益物将成施政之先。
朝中营事易甚，内外咸举则难。日前所进漕运之事，已为权势所夺。河北亦钱赋重地，既需防备突厥，又要制衡两边，若有机会可以先着一笔！”
他也算是首次参与团队内部相对正式的会议，所以便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意见，让大家的注意力不要老集中在朝廷之内这一亩三分地。
尽管大唐重内轻外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对的。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体量巨大的帝国，本来就是大唐最大的优势，未来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且多维度的，朝廷内部的人事变动和章制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要到地方上去寻找新的助力。
他这里话一讲完，张九龄便微微的皱起了眉头，旋即沉声道：“宇文融等事利之臣得擢当时，已经令内外风俗渐变。国政之本，上下所事，在于义也，岂言利耶？六郎能识治物之功，不谓无知，但也不宜过度崇之。
钱帛之利，人皆重之，得之精神焕发、失之如丧考妣。是利能邀衣食、足用度，官重之，民亦重之。但若施政以此为先，小民谁能抗阻？物敛于国，君必多欲。民失其利，百业竟荒！言利需慎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