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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内阁成员与首相的意见一致，他们觉得英国不应该被土耳其拖入一场战争中去，土耳其人基本上属于咎由自取。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曾发出警告：「我们和法国一道承担了打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却没有限制土耳其的行动，不让其挑动战事。现在事件的决策权完全被君士坦丁堡枢密院的一百二十名土耳其狂热分子掌握，与此同时，我们却承诺英法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
这样重大的权力，议会从来都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连英国皇室都不得干涉，现在却这样交给了土耳其人。」
维多利亚女王依然倾向于信任沙皇的动机，只因十年前她见到沙皇时，对他有喜爱之心，认为他的挑衅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她的个人立场是反土耳其的，这也影响了她对俄罗斯入侵的看法。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狠狠击败的话，将会有利于和平，总的来说有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以之前提到的坚定的帝国主义战士帕麦斯顿为代表的主战派向主和派发起了挑战，主战派认为，俄国扩张直接威胁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以及欧洲均势。他们主张采取强硬手段遏制俄国，维护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这背后是帝国战略利益的考量。
当然，在这中间自然还掺杂了个人的政治声望和党内地位等因素。
严格来说，克里米亚战争彻底爆发的可能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
之前提到的「第四种力量」在这中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帕麦斯顿这个主战派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
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人心，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像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
帕麦斯顿将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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