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锚定。
依旧是犀利，依旧是直击扼要。
并且相比起去年《屯田策》里，相当谨慎的政治博弈，此篇《国富论》似乎是以首辅的姿态，指导全国经济建设，那种至上而下统筹的意味，极其明显。
它点了出来，一切的根源：人口，土地，财富。
清查人口一句话带过，而且是一种下达指令的口吻，要求彻查。
土地，重新开辟，实行军民一体的屯田，类似于籍田（皇帝的田亩），但收入不进内库，与籍田彻底区分。
这点指出来，真有些大逆不道。
古代皇帝，再精明能干，再一心为国，也难以避免挥霍。
就像是魏烨，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也带头节俭，但还是有一笔巨额支出——皇陵。
但这个，真的无可厚非。
作为帝王，总是要有一些能够称得上‘精神支柱’的东西，去砥砺他做得更好。
为什么要把《永乐大典》修成古今第一奇书？
Judy他也有不安，他也有恐惧，他太怕后世名了。
对于魏烨来说，他的心理阴影就是，继位之后杀兄弟，立储的时候杀儿子。
他南征北战，开疆扩土，开辟科举，试图发展民生，除了加强皇权，给下一任一个好摊子以外，就是想要一些好评价。
倘若现在就死，他的评价不会差，因为朔风没丢，天下还算是安稳，至少有个中上了。倘若还能够把晚年安排好，甚至能坐三望二。
宋时安的这一点举措，核心观点：国财并非魏氏家财。
国家的钱，宗室不可随意挪用。
张兆当然觉得好。
古往今来，内库和外库都是混淆的，难以立规矩。
有时候朝廷的财政困难，就是因为修皇陵，养宗室，挪用了资金。
可如若只有这两点，那宋时安就是圣人了。
但他，是要搞政治。
最后，在扬州开设江南织造署。
由宫里的人，以承包给商户的手段，亲自管理。
毫无疑问的，这会滋养腐败。
但财富必定会带来腐败。
视腐败为虎，是天真。
说到底，就是要在不伤民的情况下敛财。
只从大明王朝电视剧出发，改稻为桑是‘烂活’的本质是因为，侵占了耕地红线。
嘉靖朝人口1.2亿，耕地数量有限，所以稻和桑有冲突。
而今大虞人口，哪怕算上可能的隐匿，也就两千万到两千二百万之间。
顶多顶多，不超过两千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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