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737年的《戏剧法案》曾对伦敦剧院施以层层限制，但随着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时期社会风气日渐宽松，中产阶级娱乐需求激增，一些新兴剧院顺理成章的如雨后春笋般在街角悄然出现。
而随着人口膨胀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剧院舞台的演出剧目也变得前所未有地多样。
一方面，观众的审美口味开始分化，有人偏爱庙堂之高，有人钟情江湖之远。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让剧场更加的“可控制”。明亮的煤气灯替代了昏暗的油灯，机械布景代替了手拉幕布，而钢琴与弦乐的进步也使得音乐在剧场中不再只是插曲，成为了可以独立吸引观众的主角。
正因如此，1837年的伦敦才被许多外国旅客称作“欧洲剧院文明的顶点”。
法国演员来这里学习如何控制情绪，意大利歌手试图在伦敦的舞台上出人头地，就连口嫌体正直的美国佬也开始模仿伦敦剧院的阶梯票价与宣传机制，试图把纽约的百老汇变成“新世界的德鲁里巷”。
不夸张的说，在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继位的新时期，伦敦的剧院文化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极盛期。
而最有资格吃下这口时代红利的公司，它的名字不言而喻。
帝国出版公司董事会主席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日前在公司董事会上放出豪言：“在比利时电报建设项目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帝国出版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全面进军剧场演出领域，我们不仅要统筹文人笔下的纸上剧作，更要把伦敦、巴黎两座城市的舞台，一并纳入手中。”
而在接受《经济学人》记者的专题采访时，亚瑟爵士在简短而克制的发言中，用了不到二十个词，就敲定了两笔交易的雏形：“与仲马先生旗下巴黎历史剧院的合作案已经谈妥，目前公司正计划重组伦敦圣詹姆士剧院董事会。”
消息一出，立即在伦敦金融城掀起热议。
有人讥讽说，帝国出版公司终于连演戏都不肯让人自由了。
也有人戏谑说，圣詹姆士剧院门前的新局广告恐怕很快就会像苏格兰场那样换上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肖像了。
但业内观察家对此则看得更透，帝国出版公司能拿下巴黎历史剧院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舰队街的许多人都知道历史剧院的所有者亚历山大·仲马本身就是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这次合作案不过是预料中的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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