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大肆的打击对手、消耗对手，然后展开战略反击，将敌人自国内驱逐出去，获取最终的胜利。
国民政府此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战略相持——值此之际，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力量，为第三个阶段做准备。
【换一头猪上去，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支持在敌后活跃的抗日力量！】
【不管是八路军也好还是忠救军或者其他抗日力量，这时候就应该大幅度的支援他们！】
【如此一来，在前线跟日军对峙的时候，后方也在极速的消耗着日军的力量！彼消我长，长此以往便进入了第三阶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从国土驱除，获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可是，国民政府在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后，居然……选择了兄弟反目！
明明是消耗敌人从而达到彼消我长目的的好机会，可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选择了“我消”——而敌人因为汪某人的叛逃，眼看就要进入“彼长”了！
可国民政府，偏偏选择了“我消”！
张安平能看懂国民政府的“考虑”——无非是经过第一阶段后，哪怕是面对鼠目寸光的汪某人叛逃，国民政府高层也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提前限制、扼杀未来的对手。
显然，国民党根本没把自淞沪会战起浴血沙场的几十万上百万中华好儿郎的性命当回事，否则，他们绝不至于如此！
【这个时候，真应该换一头猪上去啊……】
张安平默默的心里哀叹。
……
作为坚定的“反共先锋”，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防共委员会成立后，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于是，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第一时间获取了无数隐秘的反共情报。
其中最让人侧目的是某位顽固分子（沈鸿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回到山东后的发言：
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这份发言被转交防共委员会后，争议颇多，但受到了不少顽固分子的追捧——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员，张安平自然收到了这份发言。
“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
张安平咬牙切齿的“夸奖”着这份发言——天杀的混蛋，这份发言，你对得起自淞沪会战起，上百万中国军队的伤亡吗？
宁亡于日？
日可以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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