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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的治史要以事实为先，可不就是指实证史学吗？
如果能把义理史学推翻、用实证史学取代，他钱谦益在史学上的地位，就有可能高于司马光、司马迁。
这个光明的前途，让他的心情陷入狂喜——
就算在经学上不如刘宗周，在史学上一定能超越。
满怀动力之下，他积极支持皇帝的实证史学，认为义理史学，确实已走到了末路，应该被新的史学取代。
有了他的带头，陈继儒、陈仁锡等人，同样附和起来。
义理史学变得人人喊打，认为这种治史办法，已经应该抛弃。
黄立极等《三朝要典》的编撰者，脸色则是一阵黑一阵白。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编撰的《三朝要典》，竟然成了义理史学的巅峰之作，甚至把这门学问判了死刑。
连《资治通鉴》都被连累，地位开始下降。
通鉴学这门在大明很流行的学问，开始走向衰落。
如此变化，让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们编撰《三朝要典》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不过想想自己编撰史书时确实受前人影响，黄立极等人的心情又稳定下来，再想到自己正在编撰的编年史，他心中又有些得意：
通鉴也是编年史，这门学问地位下降，他的编年史就能流行了。
说不定再过些年，编年史学就有可能取代通鉴学。
大明的史学，自此开始大变，完全脱离宋朝的痕迹，甚至独立于经学。(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