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马寅初说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苏丽珍莞尔一笑，意味深长道：“王康年很适合立为反面典型，一个反面典型也会伴生出一个举报英雄，这种英雄总能获得一些‘典型’好处，你提前给英雄送份贺礼道喜。”
吴鸿安听懂了苏丽珍的意思，问道：“冼太，贺礼的预算多少？”
“1000万，让素锦出面办这件事，500万是她的车马费。”
“明白。”
接着，苏丽珍将刊登招聘启事一事交给了吴鸿安，并让他联系一家小饭馆以作测试厨子水平的场地，另跑一趟公安局报备一下，视公安局的态度，再行决定是否去居民委员会。
临近十点半，苏丽珍包了酒店的一辆车出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口岸国营进出口公司发展迅速，工作重心更多落在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出口业务管理，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业务及其所强调的市场经营形式，私商的业务熟悉程度特别是长期建立的海外市场联系优势明显。
由于物资短缺，仰仗进口，为尽快恢复经济，国家在整体调整工商业时，为鼓励私商积极从业，以借助贷款、批汇等扶持性政策鼓励私商积极开展进出口业务。
除经济、市场因素外，相应业务关系亦与时局对应。国家初期强调运用私商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业务，关键在于借助私商力量突破外部封锁。
舟山未解放之前，台湾方面的军舰利用舟山及周边岛屿对长江口及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武装封锁，限制内地货运船只进出。
上海口岸大量进出口物资只得借助私商海外关系周转，经天津、青岛、羊城转运进出上海港。
为弥补前期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物资的短缺，上海口岸果断对各类进出口商户发出“大进大出”动员令，不仅集中批发经营许可证，且在鼓励易货交易的同时大量核批外汇申请；
支持各业私商以结汇交易方式进行进口业务洽谈，指示其务必利用一切海外关系，寻找进口物资及国内货物出口对象，积极扩大进出口业务量。
去年下半年上海口岸完成进出口业务量出现井喷，达到上半年6倍之多。其间虽然受到《外汇分配使用暂时办法》影响，私商不再被允许“自备外汇自主经营”，而须严格执行外汇申请审批制，自主开展进出口业务的能动性与灵活性有所下降。
但在整体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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