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一定的返点，即实现低用工成本。
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以上海为例，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通常为3个月工资，理论上离职时退还，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
1948年，上海法院的记录，凡是押金纠纷案，百分百工人败诉。
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1946年开始，有人专门放押金贷，工人借高利贷交押金，然后工厂里有人和高利贷合作，克扣或缓发工人工资，工人不能及时归还高利贷利息，利滚利，工人收入的大头都给了高利贷，陷入债务循环。
因为欠了一身债，辞职又会被没收押金，工人变相失去流动能力，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也没有机会跳槽，工厂可以保持较低的用工成本。”
冼耀文看向夕阳，唏嘘道：“整个民国时期，内地只有半个人可以算是企业家，就是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于1933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但1946年因通胀停止实施，所以，他只能算半个。”
“你说的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三饼，碰，八万，杠。”冼耀文笑着揶揄道：“你在台北打牌的时候，我在四处奔走，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我刚才引用的那些资料，找对人，买几包烟就能换到，根本不值钱。”
孙树莹轻笑，“在台北的时候，我也有在工作。”
“我知道。”冼耀文颔了颔首，拍了拍孙树莹的小肩，“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工业发展迅速，但工人的利益一直没有得到保障，于是，工人运动愈演愈烈。
到了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稳住工业发展，先后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与伤残保险法》，强制要求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共同出资，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
这也是工人争取到的，第一个由国家立法保障的，全国性的制度性利益。
不过，虽然工人运动是争取工人权益的关键，但是当时德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缓解工人斗争，而是因为工人的利益越有保障，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做工人。
彼时，德国的农民比其他国家的农民更快地转化为工人，让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比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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