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九道湾胡同里渐渐热闹起来。空气里开始弥漫一种特殊的、属于过年的忙碌和期盼。
各家各户的烟囱冒烟的时间似乎都比平时长了，主妇们忙着拆洗被褥、打扫房屋，男人们则想办法张罗年货。胡同墙上新刷了白灰，虽然只是薄薄一层，却也显得亮堂了不少。
孩子们放了寒假，在胡同里追逐打闹，穿着厚厚的棉袄，小脸冻得通红，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拉得很长。
不过，1979年的物资依然比较匮乏。年味是有的，但真正的物质丰盈还远远谈不上。家家户户的年货清单，都得精打细算，反复掂量。
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各种花花绿绿的票据，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硬通货”。
老百姓家里真正能敞开买的东西并不多，大多数人家也就是勒紧裤腰带，挤出些钱票，买上几斤肥瘦相间的猪肉——肥肉炼油，炒菜能香很久，瘦肉留着过年包饺子或者做顿红烧肉。条件稍好点的，或许能给家里孩子扯上几尺布，做件新罩衫或者新裤子。若是家庭实在困难的，扯几尺红头绳，给闺女扎个喜庆的辫子，也算是过年有了新气象。
但这年头，街坊邻居的条件其实都差不太多。谁家也谈不上富裕，无非是工人家庭略稳定些，双职工手头稍宽松点。
所以，谁也别笑话谁。李家买了二斤肉，张家扯了块花布，王家只买了挂鞭炮……大家互相问问，语气里多是理解，少有攀比。年关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在清贫岁月里寻找盼头和温暖的集体努力。
秦浩家也不例外。李玉香早早地就托关系换了些好一点的肉票，割了二斤多肉，肥多瘦少。又用攒的副食券买了点水果糖和瓜子。
秦浩帮着母亲把屋里屋外彻底打扫了一遍，窗户擦了又擦，虽然玻璃老旧，透光不好，但总归是亮堂了些。年夜饭很简单，一盘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炖白菜粉条，还有一小碟炸花生米。母子俩就着昏暗的灯光，安静地吃完，听着外面零星的鞭炮声，倒也有一份相依为命的温馨。
年过得很平静。初一拜年，初二回娘家，到了大年初三，秦浩便开始收拾行李。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母亲硬塞进去的煮鸡蛋和烙饼。最重要的，是贴身口袋里的那一百五十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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