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他这是暴力伤害！我要验伤！我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绝不调解！必须严惩！”
警察见状，也很为难。
坂和一郎坚决不接受任何现场调解，态度异常强硬。张言斌坐在轮椅上，脸色铁青，却一言不发，丝毫没有辩解或服软的意思。
最终，警察还是将张言斌带回了辖区派出所。
张卫东不放心父亲，赶紧锁了厂门，开车跟了过去。
到了派出所，坂和一郎越发嚣张。他不仅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还当场打电话，不知从哪里叫来了几家本地媒体的记者。
很快，派出所门口就聚集了几个拿着相机和话筒的人。
“东瀛外商在京投资遭遇恶劣对待，七旬老人竟公然行凶！”——类似的标题已经开始在记者们脑中酝酿。
坂和一郎对着镜头，指着自己额头的伤，表情夸张地控诉，通过小林翻译，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将张言斌描绘成一个蛮不讲理、排外的暴徒。
张卫东看着这一幕，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能为力。
他试图向记者解释真相，但声音很快被淹没。对方显然有备而来，并且深谙如何利用舆论施压。
眼看父亲年事已高，还要在派出所里被反复问话，甚至可能面临拘留，而对方颠倒黑白，还要让父亲身败名裂，张卫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
他猛地想起了苏哲。
那位年轻的市长，上次那么坚决地站在他们这边。
他看了一眼询问室里沉默却倔强的父亲，一咬牙，做出了决定。
他飞快地开车回家，翻出父亲那个视若珍宝、却从不轻易示人的旧木匣子。
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几枚用红布包裹、已经有些褪色却依旧沉甸甸的军功章。其中一枚，造型尤为特殊，分量极重。
张卫东眼眶发热，他知道这对父亲意味着什么。
但他更知道，现在能救父亲的，或许只有这个了。
他小心翼翼地将木匣包好，没有去派出所，而是直接驱车前往京海市军分区。
他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该找谁，他只是凭着一种本能，觉得应该把这些东西送到它们该去的地方。
在军分区门口，他费了一番口舌，才通过哨兵联系上一位值班的干事。他郑重地将木匣交了过去，只简单说了一句：“这是我父亲张言斌的勋章，他现在被派出所扣了，对方是东瀛人，要告他。麻烦您...”
后面的话，他哽咽着有些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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