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会，其实是请了几个在国外有一定知名度的犯罪心理学专家。
苏小小指着其中一人，“这个叫David Wu的，看起来像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他本来的名字叫吴刚。”袁枫说，“他是二十年前加入的美丽国，现在也算外国专家了，他在国内的时候做过法官，后来从法院系统出来还做了一段时间律师，再后来才出的国。”
做过法官，苏小小想了一下，“他当年对罪犯的孩子是什么态度？”
“这个不是太清楚，回头去查一下，怎么你有想法？”袁枫问。
“我只是在想，有人选择这个时间揭穿实验品这事，肯定有他的理由，这么多年他都隐忍不发，也许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比如他想要针对的人不在国内，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个理由？”
“倒也不排除这个可能。”袁枫想了一下，马上安排人去查一下吴刚当年的履历。
陈刚也是军人出身，四十年前，不仅公安的干部大多是从部队调任，就是公检法机关的干部也是。
法律并不像是现在这么完善，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行。
那会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比较大的，对刑事案件的打击力度也比较大。
如果是严打时期撞在枪口上，那可能真是会要命的，谁求情都没有用。
陈刚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在当时是比较受欢迎的。
有一个退休法官，曾经做过陈刚的助理，据他说，陈刚法官就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的观点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不要给他们二次犯错的机会。
所以，经他手的案子判罚是相对比较重的。
有些现在不会判死刑的案件，在当年都是从重判了死刑的，但在当时却是正常的。
有的罪犯家属会去找他求情，哪怕跪在地上求他，他也不为所动。
那个应该把罪犯的孩子集中起来看管的观点，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是坚定的认为罪犯的孩子，基因里就埋藏了罪恶的种子，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变成另一个罪犯。
不仅如此，孙小军父亲的案子就是陈刚审的。
抢劫伤人案，伤的那个人并没有死，也没有抢到什么钱，但是依然判了死刑。
当年这样判罚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对罪犯家属来说就不一样了。
那些找他求情的罪犯家属，其中就包括孙小军。
当时他还是个孩子，跪在那里把头都磕破了，也没能见上他一面。
所以，如果从孙小军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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