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俊接过万年县令李安期递来的茶水，呷了一口，摇头道：“科举制度之开辟，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取士途径，但其本身尚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要在施行的过程之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才能尽可能多的招揽到于国有用之士子，而不是捧着一家一言愚顽不化之书呆子，如果那样，科举制度或将成为大唐之悲哀。”科举考试实乃华夏之壮举，影响极其深远，无论人文、国家、社会、文学等等方面，都囊括其中。但是由于受到儒家之控制，各种弊端也难以掩饰，其“重经学、而轻科学”之本质，深受后世诟病。尤其到了明清两代，儒家为了迎合统治者而进行了“自我阉割”，甚至背离了儒家之核心，“八股文”极大的毒害了华夏民族的创新性。
见孔颖达若有所思模样，房俊续道：“天下学者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到底需要从科举考试中选取什么样的人才，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而不能将其当作一个单纯的稳定社会之工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唯我独尊，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儒家高高在上只顾着维系自己的统治，却早已丧失了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优势，长此以往，儒家只能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却丢失了自己的核心学术。”孔颖达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