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梁栋没料到的是，王庚寅竟然举家搬走了。
这个消息还是梁栋从王庚寅的邻居家打听到的。
于是，梁栋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王老，搬到槐安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电话那头的王庚寅笑道：
“前不久我刚把‘高联’主席的位置给辞了，现在是无事一身轻，就趁着身子骨还算硬朗，打算把余生都奉献给我的老本行，所以就卖掉了燕京的房子，搬到槐安来了。以后你要是回槐安，就来我家做客，我家就在你们何冲乡的西冲村。以前的疗养院下面，搞了一个旅游地产项目，我就把大半辈子的积蓄和买房子的钱拿了出来，买了一套带院子的小别墅。哈哈，想不到我王庚寅这辈子竟然还能住得上别墅！”
梁栋问：
“王老，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狄劻的人？”
“早就料到你会问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会这么快！”王庚寅回答道，“真要说起来，这话就长了……”
王庚寅在电话里把东南沿海革新势力，和北方保守势力之间的理念之争跟梁栋讲了一遍，然后又继续道：
“一直以来，这两种理念的碰撞就没有停息过。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我们的华夏特色社会理论也日趋成熟起来，并在实践过程中迸发出了西方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活力。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世界重心已经开始慢慢东移，其中我们国家更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所有领域的全面崛起，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的GDP连续多年以两位数的惊人速度，持续强劲增长，经济规模更是一举超过倭国，大有直逼米国之势。在我们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沿海的省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省份与中西部内陆省份也日益拉开了差距。全国三四十个省级行政区，就像一大家子里面的三十四个孩子，哪个在外面挣到了钱，哪个的家庭地位就随之水涨船高。而先富起来的沿海省市，自然而然地就会希望他们有更大的话语权，又因为他们基本都已外向型经济为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就更倾向于西方那一套理论。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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