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校园清静不少。
裴宇航他们随着“社教”小组下乡了。
他们这一走，学校好像一下子松了口气。
没了领头羊，校园重归宁静，备考的备考，上课的上课，各忙各的。
可惜好景不长。
接近五四青年节时，这批人便浩浩荡荡地返校了。
个个皮糙脸黑，但眼神里却透出不同的光彩。
王小北转向袁国庆，满心好奇。
“在农村都干啥了？”
他了解农村现下的动荡，但是具体情况不明。
袁国庆摆摆头：“真不好形容。我们跟着工作组的人下乡，你猜怎么着，问题多得很……”
于是，袁国庆开始讲述他们下乡后的种种经历。
王小北在一旁静静聆听。
“我们到了那里，工作组组长是教育局的，主要工作就是天天开会……”
王小北渐渐品出了味儿来。
这开会，无非是请以前特别穷的家庭，讲讲旧社会里的辛酸史。
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现代版《白毛女》。
本该是针对大队长、公社主任这类人开展的教育，结果却跑偏了。
袁国庆开了个头，接着说。
“我们到了村里，主要任务就是走街串巷，收集百姓意见。你猜怎么着？那些社员一张口，全是……”
“有些人贪多占便宜，最后一调查，其实也就几十上百块的事……”
“裴宇航那组，据说查出了大笔的多吃多占，最后核实就60来块钱，就这样还得到表扬了……你说这叫什么事。”
袁国庆越说，越是不满。
王小北听到这里，打断了他：“接着说啊。你之前不是讲，后来重点转移到家庭状况上了吗？”
“是啊。公社那边发现问题不对，就揪出那些有问题的家庭，到最后，会议就成了针对这些人的了……”
话音一落，袁国庆自己都皱起了眉头。
听他这么一说，王小北心里盘算起来。
按照袁国庆的说法，工作组起初确实是奔着正事去的，但后来事情就复杂了。
有了硬性的指标任务。
每个小组都得按时定量完成调查任务。
当然，确有不少人存在问题。
但一旦跟数字指标挂钩，问题根源就显露出来。
人数不够咋办？
人性本能避险。
于是大队、公社上下到普通社员，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家庭推向前台。
“跟你们说，我们在农村时，小组成绩好得不得了，上面都表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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