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永平四年开始，大唐便陷入到了一种名义上有皇帝，实际上皇帝却不接触任何实权的境地。
一开始，这种领导中心的缺失还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时不时便有人跑到泾阳，请李承乾回长安坐镇。
李承乾让他们烦得不行，干脆在三月末又搬去了武功别院。
到后来，不仅皇帝不回长安了，连楚王这根定海神针都是一连两三个月找不到人。
太子表示自己压力很大，直接辞职跑路去了西北行省，美其名曰“视察地方”，实际却是改头换面进入了西北行省的军校上学去了。
能当家的人没一个在长安的，朝廷上下很是紧张了一段时间。
不过当大家提心吊胆地坚持到年底大朝会前的中枢通报会时，却惊奇地发现，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关军队深化改革和税务调整这两件涉及国家根本的事情有楚王的参与才得以顺利进行外，大唐的其他事务居然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着。
全国性的大剿匪提前落下帷幕，前套、陕州、济州三地的黄河大桥建成，整个淮河以北的官道系统真正连成一体，十年规划中的农业人口安置和官营产业部分完成了近七成，土地完成了重新分配，全新的编户齐民政策正式实施，整个北方地区的治安变得空前稳定。
西南方向上，西南诸诏被彻底铲平，六十余万山民下山安置，蜀中十余万人口迁入，内陆的各项政策开始在西南地方实施，整个西南的局势虽然比不得北方腹地那样安稳，但也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西北方向上，西突厥三大部族整体西迁，与波斯合流，吐火罗战事结束，西域小国不再，陇右与河套近六万人口迁往边疆，修了十余年的西域官道网络基本完成，十万边军入驻，揭开了西北的开发序幕，大唐与波斯完成初步划界，大唐得到了一条以高山、大河为依托的优良边防线，松赞的兵团进入波斯，与西突厥、波斯三方达成合作，组织力量反攻大食，未来至少五年以内，西北行省都不会再受到大规模的外部骚扰。
北方行省方面，大规模的草场改造和定点放牧取得的了显著效果，北方草原地区形成了八十多个大型定居点和三百多个固定牧场，青储饲料技术和新品种牛羊马种的引入正在快速改变着牧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草原上的牧民反倒成为了新唐最坚定的拥护者。
辽东行省全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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