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汇演那点红火，在春耕的锄头下碎得连渣都不剩。
任世平把卷了边的一等奖奖状仔细叠好，塞进炕席底下压平，又用三层旧粗布把那把立过功的二胡裹得严严实实，压进木箱最深处。
指尖刚触到琴杆上被岁月磨亮的木纹，生产队那口铜钟就“当当当”撞破晨雾，冰冷的钟声像鞭子，把他从短暂的荣光里抽出来，狠狠拽回永不停歇的黄土农活中。
1966年的春风，裹着西北特有的干黄土，打在脸上糙得刮人皮肉。
任世平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肩膀被扁担磨出的旧伤还在隐隐作痛，手心的裂口沾了土，又硬又疼。
他比谁都迫切想离开郭任庄，想跳出这祖祖辈辈困守的农村，可现实像一道焊死的铁闸，把所有农民死死锁在田地里。
1958年全国户口登记条例一落地，城乡二元户籍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1964年两个“严加限制”再上枷锁，农村人往集镇跑、集镇人往城里钻的路，全被堵得严丝合缝。
没有城市招工指标、没有学校录取通知书、没有准迁证明，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出这片黄土地。私自进城叫“盲目外流”，被抓住就得遣返，粮站不供粮，单位不敢收，连口凉水都喝不上。
任世平的心，比寒冬里没烧透的土炕还凉，还沉。
他不是没拼过，不是没挣扎过。
夜里趴在煤油灯下，一遍遍摩挲着大哥任世和寄来的信，把每个字都嚼碎了记在心里。
哥十八岁当兵，入党立功，复员后赶上四清工作队招人，凭着党员和退伍兵的双重身份，一路顺风顺水，转眼就进了县城国营建筑公司，正式吃上商品粮，领上固定工资。
信里写得明白：每月工资三十二块，一分不少；粮本上白面、大米按月供应；单位宿舍烧暖气，再也不用蹲冷土炕、挨西北风；穿的确良褂子，口袋别钢笔，走的是平展展的柏油路，见的是公家干部，说的是场面话。
同样是一娘同胞，吃一样的奶水长大，他在土里刨食、出死力气、挣一点点的工分；哥在城里端铁饭碗、干轻松活、过体面日子。差距像横在眼前的黄土坡，高得望不到顶，跨不过，也绕不开。
“老二，不是哥不帮你，是哥真的难。”清明前后，任世和穿着单位新发的蓝色工装，裤线烫得笔直，专程从县城回来。
他看着弟弟满手裂口、肩背被农活压得微微发弯的模样，喉结滚了又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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