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从省发改委调取回来的评审档案。郑文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这几天调查核实的要点。
“省里的材料都核实过了？”李向东问。
“全部核实了。”郑文明翻开笔记本，一项一项地汇报，“滨河路项目的审批流程完全合规，退回两次均有书面意见存底，第三次批准时的评审报告清楚记录了所有整改内容，最终核减了一千五百万。省发改委的评审材料手续齐全，所有项目的评审程序都有记录可查，专家组独立打分，无任何违规干预。土地流转项目的合同备案和村民签字完整，县档案局原件可查，无利益关联。”
他合上笔记本，总结道：“三条举报内容，全部查无实据。”
李向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摘下老花镜，用两根手指捏了捏眉心。他一向不会对案件当事人做什么评价，即便是在这样的内部沟通中，语气也依然保持着冷静和审慎，但在核实过程中，他确实多留意了一些细节。陆浩明提交的材料里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很深——一张招待所住宿发票，面额六十块，日期是评审会结束的那天。那张发票皱巴巴的，夹在一叠项目材料中间，边缘有些卷曲，显然是随手塞进去的，不是刻意准备的。但就是这张不起眼的发票，比任何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今天上午，周明远市长跟我通了个电话。”李向东重新戴上眼镜，语气依然平淡，“他问了这封举报信的调查进展，我告诉他还在核实阶段。他说了一句——‘查清楚，不要冤枉好人，也不要放过坏人’。”
这句话乍一听是标准的领导指示，但郑文明很快就捕捉到了关键词——“不要冤枉好人”。周明远说这句话的顺序是反的，他先说“不要冤枉好人”，然后才说“不要放过坏人”。在官场上，语序就是态度。把“不要冤枉好人”放在前面，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封举报信的判断。
“那调查报告怎么写？”郑文明问。
“实话实说。三条举报均不属实，建议对举报人进行反向核查。”李向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反向核查先放一放。先把调查报告报给市委和周市长，让他们定调。”
郑文明点了点头，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向东又叫住了他。
“老郑，这封举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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