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事，而在于他做事的方式是否经得起程序的检验。纪委既然介入了，就说明有问题值得查。我提议暂停他的项目指挥权，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这才是对组织负责、对项目负责。”
“暂停？”赵国栋终于站了起来。他双手撑在办公桌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如刀一样钉在周长安脸上，“他辛辛苦苦跑了几个月，从省里争取回来一个亿——这笔钱到了平川的账上吗？到了！省道改线开工了吗？招标文件发出去了！一中的教学楼钱批了吗？批了！每一个钢镚都清清楚楚地扣在了项目上。你现在跟我说‘暂停’？你告诉我，要停掉的是他那张被写进举报信的名字，还是那些等着路通、等着水治、等着教室盖起来的平川老百姓？！”
周长安脸上终于挂不住，也站了起来：“赵国栋同志，我这是在正式会议上提正式意见，你可以不同意，但没必要拍桌子。”
“我拍的不是桌子，”赵国栋一掌拍在那份还摊在桌上的市重点项目资金安排建议稿上，茶杯盖被震得跳了起来，当啷一声掉在桌面上打了个旋，“我拍的是那些躲在背后写黑信、当面说好话的人！”
办公室里的空气骤然凝固。周长安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张了张，最终只挤出四个字：“不可理喻。”
然后转身推门而出。
门在他身后重重地摔上，震得门框嗡嗡作响。
赵国栋站了好一阵子，直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彻底消失了，才慢慢坐下来。他把震落的笔捡起来放回笔筒，把歪倒的茶杯扶正，然后把手掌翻过来看了看——掌心拍得通红，边缘有些发白，虎口处隐隐作痛。他缓缓握拳又松开，让那股麻意慢慢消散。
他今年五十六岁，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一个乡镇办事员干到副市长，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他早就过了拍桌子骂娘的年纪，学会了把情绪藏在茶杯和沉默后面。但今天，他拍了。
他不是为他自己拍的。他是为了那个年轻人拍的。
他想起陆浩明二十多岁刚到农机站时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怯生生地站在县委大楼的走廊里，怀里抱着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眼神清澈得像个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现在这个三十多岁的发改局长，头发比同龄人白得早，眼角的皱纹比同龄人深，衬衫领口磨出了毛边，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