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明白了。”他弯腰把布袋口重新扎好，“东西我放这儿了。你看完了，要归档还是处理，你自己决定。”他转身走了。
他走之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把那几本账册重新翻开。从2010年到2015年，每一本都有类似的问题，涉及的项目分布在好几个乡镇，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很多都没有对应的凭证或验收记录。有些账目被划掉又重写，有些写着“待核”字样，旁边没有标注核销日期，像是被提前预留在那里等待确认。我拿过笔记本，把那些有问题的项目按年份和乡镇列了一张表。那些被涂改的账目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这还只是2010年到2015年的记录，还只是其中几本账册里的数据。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一趟财政所。老周在办公室里等我，像是知道我会来。他没有多问，直接带我去了档案室，那个铁皮柜的门还开着，里面的旧报纸已经被清走了，露出柜底的灰尘印痕。老周蹲下来，指了指柜子底部：“这下面还有一层，你之前可能没看到。”他伸手在柜子底板上敲了敲，声音是空的，像是夹层。
他掀开那块底板，下面露出来一个扁平的空间，里面放着一捆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他解开牛皮纸，里面是几本更旧的账册，封面上没有标注年份，纸张已经发脆。翻开之后才看出来，那是2008年到2010年的记录。那些账册的记录方式更随意，有些甚至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像是一些现场记下的草稿。
在最后一本旧账册的末尾，我看到了一行用钢笔写的小字，字迹潦草，像是被人匆匆留在页边的备注：“以上项目，部分资金去向不明。建议后续核实。”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那行字在纸页边缘停留了很久。像是某个在做账的人，在某个没有灯光的夜晚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意识到已经无法在正常流程中纠正它，只能留一行字。它没有被划掉，没有被覆盖，只是留在那里，让下一任翻到这一页的人看见。
回到发改局之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把那几本旧账册摊开，按照年份和项目分类整理出一份清单。财政所最深处的那间档案室里，还堆着更多未被清理的旧账目。那些账册被我带回办公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过。
第一个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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